1954年，张恨水从脑溢血后遗症中恢复，可以写作。他怀着谢意，璧还了文化部顾问的职位和120元工资，去继续所习惯的以稿费维持生活的方式，实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信条。

    重操旧业，没有人强迫他，他自动选择了写作的内容与方式：故事新编。这种写作，简单说，就是从“祖国优秀民间传说”中撷取素材，结合时代精神，将其敷陈得较为可观，来满足初级文化程度读者的需求。它是改编，脱离了原创性写作范畴。

    还有一个变化：解放后张恨水的写作，传播范围主要被放置到中国本土以外；其中，肩负面向海外华人宣传之责的中国新闻社，似乎与张恨水形成了固定合作关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秋江》，是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牛郎织女》、《磨镜记》、《逐车尘》、《重起绿波》、《卓文君传》、《凤求凰》等，均系“由中国新闻社发表”。这意味着，张恨水病后虽恢复了写作，但与中国本土读者基本无关。而这个人，恰恰却曾是在国内拥有最大量读者的作家。

    较为异常的，是1957年。那年，张恨水罕见地回到了原创性写作，写出《记者外传》，由上海《新闻日报》连载。《闲话张恨水》说：

    《记者外传》是作者解放后创作的唯一的长篇小说。据说他曾雄心勃勃地打算写成四部头的巨著，不少朋友也曾深寄厚望，可是动笔之后麻烦很多，便改变计划缩短为上下两部，而结果还是下笔不顺，只写出上半部就不了了之……

    这个“雄心勃勃”因何而来，我们没有材料。而考诸是年客观形势，可知头5个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况甚为热烈。至于“不了了之”，也不难从形势的变迁中获得踪迹。

    反右后，他的旧作“被视为黄色小说而遭到封存，即使是研究文学的人也无法接触”。这样，1959年秋，旧病复来，再度丧失写作能力。1961年，病至危急，救治及时，转危为安。

    “大病初愈，他又在写”，张友鸾说，“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自己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但一生这最后的写作片断有些奇怪：他最后发表的作品，就散文言是发表于《新民晚报》1962年5月20日《我的长篇连载》，就故事新编言是1963年由中国新闻社发表的《凤求凰》——然而张友鸾说：“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似乎这三、四年，他虽然一直在写，作品却无处发表了。

    “文革”爆发，左邻右舍不断被抄家。张恨水见此情景，“烧毁了自己不少作品，剩下一部分，由儿女们分散保存”。被烧毁的，应是解放后的手稿。这是第二次烧毁，所不同的，土改那次是被烧，这次是“亲手”烧毁，黛玉式的焚稿。

    就在几乎不发表乃至焚稿的无望中，他仍旧写着，写到生命末日。他实在是一个彻底的写作者。

    他死于第三次脑溢血发作，为时仅16分钟即告别人生，不再有后遗症，也侥幸逃脱了本来大抵不能避免的批斗、污辱甚至殴打。（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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