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5年以来，他的知名度与市场都在不断扩大，并于《啼笑因缘》获巨大成功后达到颠峰。可以说，日本侵华前，张恨水正是如日中天。战争一来，这势头被拦腰截断。

    这是张恨水一生转折点之一。对这位从事商业文学写作的作家来说，战争意味着他赖以存在的基础完全抽空，无论是精神的基础，还是物质的基础。以精神论，试想，国破家亡之际，有几人能有心情读休闲的文学作品？从物质论，战争令一切物资骤然短缺——哪怕图书出版所需要的仅仅是似乎最不值钱的纸张。

    《写作生涯回忆》专门讲过重庆出版物所用的“土质纸”：“两面都粗糙黄黑，不但印字不清楚，而且印料太薄，行印的一面往往是‘力透纸背’。”就是这么低劣的纸，也十分稀缺。那么，作为畅销书作家，就算写出来可以畅销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印成足够畅销数量的书呢？张恨水概括为“写的不多，而又无法多写”。“写的不多”是实际如何，“无法多写”则是可能如何。

    抗战期间，张恨水写作题材发生极大变化。他写了许多反映抗战的小说，他的这部分文字，配得上中国人的良知，也是任何有一定文学造诣的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书写的东西。这都不存一丝一毫疑问。

    不过，有人试图就重庆时期张恨水作品提出一种观点，把它概括为“转型”，说张恨水出现了“由强调小说的趣味性向体现主流时代意识的转变”，不仅有“题材转型”，还有“创作观转型”。这种推崇的意思，大约是说，抗战小说终于使张恨水从消费性的畅销文学写作（非知识分子精英价值观的，亦即“非主流”）迈上了“新文学”与“现代性”的康庄大道。当人们提出这种论述时，我从中读出了类似于“修成正果”的潜台词。似乎不如此，张恨水的形象和地位就不够“伟岸”。

    他应该未曾树立过想变成巴金或者茅盾或者老舍的理想。一直到1949年在《写作生涯回忆》里，他对别人明显以贬意而将其归入鸳蝴派或礼拜六派，仍是欣然以对，未尝以为羞耻。

五

    张友鸾把他小说创作分为4期：一期、二期、三期、末期。末期，从“抗战结束后”算起，直到逝世。关于“末期”的命名，张友鸾特别作了意味深长的说明：

    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作家，老而弥健，晚期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成了“强弩之末”。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张友鸾所力辨的“晚”、“末”之分，值得很好地玩味。

    对这个“末”字，张恨水恐怕已经有了一种直觉。他忽然在那样一个时刻，命笔去写《写作生涯回忆》，是不是受到这个字眼的启示呢？无论如何，这篇东西含有与过往生涯揖别的心情，以致被人称之为“遗嘱式的文字”。

    而生活竟然真有那么巧的事。刚写完《写作生涯回忆》不久，张恨水就几乎殒命。那场暴病，说来突然，却也处处可见时代的激荡作用。

    1946—1948年间，张恨水把历年版税所积，换成10两左右黄金，交大中银行经理王锡恒存入该行，但未立存折，只开了一个收据。解放前夕，王锡恒携黄金逃往台湾，遂令张恨水全部积蓄化为乌有。钱财一空之外，我们更应注意事情经过当中张恨水的心理活动：他秘密其事，以非正规方式把黄金托人代管的行为，透露了在现实及未来面前，内心充满了怎样的不安和疑虑。

    在这重大打击以外，又传来其他“信息”。1949年3月2日至4日，《新民报》连载王达仁文章《北平新民报——在国特统治下被迫害的一页》，对作为该报原经理的张恨水，在政治上加以攻击。随后，得知家乡土改中，元配徐文淑被划为地主分子，而他存于家乡的12箱书籍、手稿，“或被焚烧，或被农民当作手纸，荡然无存……”（董康成、徐传礼《闲话张恨水》）有道是“敝帚自珍”。几页手稿，旁人看来不算什么，于写作者却是心血所成。烧的是纸，灰飞烟灭的是写作者的心魂。

    钱财遭骗，令张恨水切切实实一贫如洗；而若虚若实地，周遭又氤氲着让人忧戚不宁的气氛。他便在这枝枝桠桠的实际的、精神的两重困境中，急罹重症。

    这一病就是5年。5年中，一辈子伏案写作的张恨水，不着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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