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张友鸾说：“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这确实仅得谓之“大概”。张恨水创作量之庞大，他自己都不能回忆得确切，单论中长篇小说数量，以同时代过来人秦瘦鸥相当谨慎的估计：“在全国作家中至少可以列入第五名之内。”（《海堂室闲话》）

    这么宏富的产出，背后是读者的欢迎与认可，和对市场的巨无霸式占有。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着文学市场化，把它看做全新的课题，殊不知远在七八十年前，中国文学已经析分为两个板块：一是体现知识分子精英价值观的“新文学”，一是面向大众特别是普通市民的市场文学。不过一直以来主流文学史著述认为后者不值一提，而把明明两个板块并存的文学格局，叙述成“新文学”的一统天下。

    张恨水受欢迎到什么程度？我们以《啼笑因缘》为例。

    1929年前后，张恨水在北方已经很叫座了，但沪上知之者却不多。这时，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北平，听说张恨水名头，就唤人介绍，约他写一个长篇以便连载。起初不甚重视，不意，登出后报纸销量猛增，“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的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广告来源随之大增，而且众客户纷纷要求把广告的位置安排得尽量靠近小说（可以吸引更多眼球）。

    目睹《啼笑因缘》不可思议的市场魔力，严独鹤与《新闻报》另两位编辑，紧急成立“三友书社”，以近水楼台之便，抢先取得出版权——这种专为一本书而组建出版社的现象，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继之，电影改编权又引起激烈争夺。明星公司购得摄制权，确定胡蝶、郑小秋为主演。然而大华电影社突然插足，也要开拍《啼笑因缘》。明星公司与之对簿公堂，除两位常年法律顾问，不惜血本再聘当时最有身份的大律师章士钊等7人，总共9名律师轰轰烈烈打这场官司。大华电影社本无道理，社会背景却复杂。最后，黄金荣、杜月笙出面调停，由明星公司给付10万元，大华退出争夺。

    《啼笑因缘》的出版史，简直可以做一个专门研究。它总共印行了多少，到现在无人知道，因为没法加以完全的统计。历来国内以及南洋各处，都频有盗版翻印。而单是正版这部分，到1949年止便“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而这样的发行量，尚是在当时教育普及率和读者规模之下，如换成今天，那更会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除盗版外，也有蹭吃蹭喝、揩油捞利者。《啼笑因缘》窜红后，一班潦倒文人勾结书商，擅为之续或借壳孵雏。一时间，《续啼笑因缘》、《反啼笑因缘》、《关秀姑宝卷》之类杂然出笼。更有甚者，直接假冒“啼笑因缘”四个字另编故事，读者以为买到的是《啼笑因缘》，实际却是假货。

    日寇侵华后，张恨水去往陪都重庆，沦陷区与大后方分割成两个空间。这样，在沦陷区文学市场，“张恨水作品”就是一个巨大空白，以致东北、华北及上海，盗用“张恨水”名义的伪作蜂起。1943年，老舍夫人胡絜青由北平脱身到重庆，见着张恨水便告诉他，“张恨水小说”在华北、伪满洲国出版的太多——当然全是假的。胜利后，回到北平，北平有朋友说曾统计过，单是公然做了广告的伪作，即“约有四十几部之多”。

    张恨水真正构成了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品牌化现象。通常，文学作品是生产出来并投入市场之后才引起读者这样或那样的反应，而在形成品牌效应的情形下，作家与读者之间已经形成相当牢靠的联系，从而培养起一种品牌忠诚度。其作品市场前景，完全无待出版发行之后再加验证，凡列于他名下的作品，必然走俏，“张恨水”三个字就意味着吸引力、信任和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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