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长篇小说《风雅颂》
作家阎连科表现知识分子形象的长篇小说《风雅颂》近日出版，小说突破以往的农村题材，首次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当清燕大学副教授杨科提着耗费了5年光阴完成的研究专著《风雅之颂》书稿回到家时，迎接他的竟然是妻子与副校长躺在床上的情景。很快，清燕大学的领导们举手表决，集体决定把杨科送进学校的附属精神病院。原因不过是杨科无知地做了一回英雄而已，他带领学生抗击沙尘暴一夜成名。在精神病院，他被院长指派给病人们讲解《诗经》，病人们反响竟无比强烈，杨科落荒而逃，回到耙耧山深处的老家寺村，县城天堂街的那些坐台小姐成了他最求知的学生、最热忱的知己。可是，他的《风雅之颂》成了妻子赵茹萍的《完园之诗》，初恋情人也死了，杨科又爱上了她的女儿，在她和李木匠的新婚之夜，杨科掐死了新郎，领着天堂街的小姐们和一批专家、教授逃向“诗经古城”，发掘被孔子删掉的冥冥存在的《诗经》遗篇。小说出版后引发激烈批评，批评意见认为，小说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肆意将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6月27日，记者电话采访了阎连科。
杨科的精神逻辑完全是我个人的
记者：《风雅颂》被称为你的精神自传，为什么这次是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
阎连科：这许多年来，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呆着的时候，经常想家。一想家，真的是特别焦心，这时候，走进脑子的“回家”两个字，就显得很动情。因此，我一直想以《回家》为题目写一部小说。我从20岁离开家，现在已经50岁，就是说我在外边“奋斗”、“漂泊”，已经30年了，这一天，你忽然发现，城市里有你的家，有你的户口，有你的妻子、孩子和房子，但这些和“家”没关系。可是真回到乡村去，又发现那也不是少年时期的乡村了，真回到那里生活也不行。这时你会觉得自己有种漂浮感。对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离开土地出来的人，“家”———其实是上不靠，下不靠，左不沾，右也不沾的。如此，我就有了以“回家”为精神脉络写一部小说的念头。
小说中的生活与我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对应关系，但精神逻辑完全是我个人的。你可以说杨科是知识分子的代表，甚至说他就是阎连科的一个化身都可以。他面对世界，面对社会，面对乡村，面对权力，面对爱情，他的一切都处于妥协和懦弱，是一种战战兢兢的人生状态。
记者：杨科懦弱、无能、闲余，有评论认为小说妖魔化了知识分子形象，你怎么看？
阎连科：每个人对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理解，当然杨科不是知识分子的全部，但他是我理解的知识分子最真实的状态：学富五车又无能为力。
记者：读这部小说，感到荒诞与现实交织，比如写杨科研究专著《风雅之颂》多年不能出版，后来被背叛他的妻子剽窃出书，并获得很多荣誉，这些还比较现实，但有些情节就显得荒诞，比如杨科被大学的领导们举手表决，送进精神病院；杨科在天堂街上一个一个地劝小姐回家；杨科带领天堂街的小姐们和一批专家、教授逃向“诗经古城”并建立理想国，等等，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荒诞与现实交织的写法？
阎连科：并不是我要采取荒诞和现实交织的写法，而是我理解的这个世界，它确实就是荒诞的。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最灵魂的东西，就是荒诞。惟荒诞，才是真实。荒诞是更深刻的真实。
杨科出书出不来，被盗用，这些是表层的真实，其实谁同意杨科去精神病院就举手才是更深层次的真实，我是用荒诞这种更深刻的真实来反衬表层的真实。
记者：我觉得你比别的作家更有勇气来表现这种真实。
阎连科：可能是因为我确实无所求了。第一不求当官，我今年50岁了，能给我个作协会员，我已经觉得职位很高了。第二，钱是重要的，但我家里还是能过的，当然给我越多越好，但我不会再伸手去要，不想为之劳累。第三，我也不会为名誉去争什么了。二十岁、三十岁时，我可能去争这些，但到了今天我这个年纪，我觉得什么无所谓了。所以我可以坦坦荡荡地去写，写我的内心，写我内心的真实。
我不是荒诞现实主义大师
记者：在《风雅颂》封面，你被称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据说你不喜欢这个称号？
阎连科：“大师”两字我承受不起，为此，我和出版商打过几次电话，还亲自去吵过两次，都说好去掉封腰上那句话了。可后来，我出了远门，回来后书出来了，那句话却还在封腰上。这是市场运作的结果。
别人给我的小说戴的帽子太多了，从《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到《受活》，别人说我是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后现代、狂想现实主义，现在又说是荒诞现实主义，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更愿意我的小说被称为“野生小说”、“民间文学”。“野生小说”是指我的小说是没规矩的，想要朝各个方向突破，但它又和土地紧紧相连。
美好的后面有太多不确定性
记者：杨科的初恋玲珍是《风雅颂》中着力刻画的人物，也是书中唯一让人感到爱和温暖的所在，可是关于玲珍怎么富裕的，有好几个版本，甚至最后死于什么病都不清楚，你想通过玲珍表达怎样的思考？
阎连科：这个小说充满了无数黑洞，反映在玲珍身上，就是人物命运也有无数黑洞，美好的后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20年前，玲珍是耙耧山脉里一个勤劳、传统、封闭，还有些封建的农村女孩，20年后她却成了县城耙耧酒家的老板娘。她的钱从哪里来，她和姓吴的什么关系，她得了什么病，我都有意地给出了几个答案，就是为了反映现实社会对“人”的命运那种挤压的沉重和不可捉摸的力量，而“人”面对社会现实时，却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连生命、爱情也都是无法掌控的。
记者：小说中还有一个批评的角度是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写了大学里的男女关系，写了县城里一个男人与12个小姐的关系，最后写理想国的混居生活，你想表达的理想的男女关系是什么？
阎连科：男女关系也是用来表现主人公的精神状态的，杨科自甘堕落、无能、无用，在男女关系上更能表现他的自甘堕落。他是可怜的，也是令人感到辛酸和值得尊敬的，天堂街那段表现他虚无的、无家可归的状态，最后写到混居生活，杨科为了坚守自己的内心还是选择了离开。
记者：《风雅颂》每一个章节都以《诗经》中一首诗的诗名为题，而主人公也是在大学里教授《诗经》的，怎么想到以《诗经》作为《风雅颂》的文本框架？
阎连科：对我来说，无论再好的故事，没有一个相对合适的结构，没有一个自己认为新鲜的文体，我可能就无法写作。“回家”这个主题我一直想写，但苦于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整个小说贯穿起来，忽然有一天，我在一个朋友那里，他和我谈起了《诗经》，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完全可以用《诗经》来结构这部小说，完全可以让主人公成为一个高校教《诗经》的教授或专家。离开朋友后，我迅速跑到中关村图书大厦，买了很多关于《诗经》研究的书，回去学习、琢磨了一段时间，就很快动笔写作了。
记者：有人说这部小说影射了北大，你小说的原型是北大吗？
阎连科：有人说我是写北大，这很荒诞。昨天晚上，我和北京某大学的朋友吃饭，他对我说，你书里写的这些人就是我们学校的人，杨科就是我们学校的某某，到今天至少有十个人来对号入座了，这让我感到轻松。无论我写的是哪所学校，至少人们产生了共识，即杨科的物质逻辑、故事逻辑可能是不真实的，但他的精神逻辑是真实的。杨科不可救药是因为他背后的现实不可救药。
（记者 宋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