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风雅颂》出版 荒诞描写直指知识分子的阴暗 引起文坛争议
因《受活》、《丁庄梦》等备受争议的作家阎连科出版了新作《风雅颂》。看了《风雅颂》的人说，“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而小说片段在杂志发表后，立刻有名校名师写好批评文章要毫不留情地还击。此时阎连科带话给编辑部的朋友，希望能在书出版后再发表批评文章，因为这部书稿辗转了多家出版社，让小说面世，困难重重。
阎连科 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等，先后获国内外小说奖项20余次。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写自己内心最无法见人的黑暗
阎连科预料等待这部小说命运的，会是一片谩骂之声。他说：“说白了，如果没有《废都》，我会把主人公限定为作家，而不是一个研究《诗经》的古典文学教授。说得更透点，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我只是把我内心最无法见人的黑暗，坦坦荡荡写了出来，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来自心底的恶心。”阎连科称这部小说，是来自他内心的精神自传，是他灵魂的一次自我剖析。所以，连主人公的名字都叫“杨科”。
《风雅颂》叙述的是一个极其荒诞的故事。一流学府清燕大学的古典文学专家杨科，妻子和副校长偷情，他不仅无能为力，还要替副校长找他遗留在自己家的裤头；无意间在大风里像堂吉诃德一样与学生一起为抗击沙尘暴游行，不料却给“第一名校”带来了负面影响，学校党委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集体决定“他有病”，把他送进神经病医院；逃出医院，回到农村老家时，去满是性服务工作者的天堂街上，像教导学生一样挨个给钱，规劝小姐从良，而其结果，却发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原来在“小姐”群中竟是最受尊敬的学者……
清燕大学的名目，让人不由自主就产生了联想，也正因为如此，《风雅颂》引起了种种非议。写作三十余年，阎连科的小说很少被人对号入座，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以宋代理学家程颖、程颐的家乡为故事背景，写了他的成名作《两程故里》，结果人家全村二百号人，要来他所在的镇子滋事打架。阎连科说：“这事20年前发生在农村，不识字的农民对说祖宗坏话的人不依不饶，我还能理解。但是，时隔20年，如果高校教授认为这本小说挖了教育的祖坟，这件事的荒谬，就超出了这部小说本身的荒谬。”
当三根红筷子竖起来
不过，阎连科也认为，比想象的荒诞更严重的是现实的荒谬。小时候，他常常看见镇子里有女人“鬼附体”后满地打滚，他三婶便拿个盛菜的盘子，里面放三根红筷子，不停地呼喊最近周遭死去的人名，当三根红筷子竖起来的时候，就是喊对了人名，被鬼附体的人，这时如果说：“我好冷呀，”你就得给他烧些衣服；如果说“我的房子破了”，那死去的人的坟墓就肯定被雨水冲了个洞，补过之后，那女人就又复归平静。阎连科说，当三根红筷子竖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假的”其实就是真的，这其中隐藏着写作的奥秘。童年的经历，或许影响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说“逆真实而行，用荒谬撬开精神的真实，也是小说之一种”。
阎连科还曾在饭局上遇见一个家乡修高速公路的负责人，对他说“如果你在《人民日报》上发我一篇表扬稿，我修高速路时，可以在你家那个小镇上留个口，让你开车直接开回家。”阎连科当然没在意这句玩笑，没想到的是，后来那条高速路没有在本该留口的镇子上留口，而是在远离镇子五里偏远的小村上留了个口。还有比这更让他莫名其妙的现实吗？在几年前旧版的北京地图上，在学院路的某个位置上，没有那里的一家大医院和高校的名字，居然有一家小小的面包房的名字，可以赫然醒目地出现在地图上，“看着高校或医院的地名可以在地图上被一家面包房所取代，就不难理解小说中杨科为什么会被送进神经病医院了。”阎连科如是说。
写作也许就是对人生的偷窃
有人说，阎连科近年的小说，争论不断，批评声此起彼伏，是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这时候来写《风雅颂》，题材从乡村忽然转向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种“挑起事端，无事生非”；他不断变换的写作形式，挤压着故事内容，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阅读障碍，这其实是为某些批评家在写作。
对于种种批评，阎连科坦然地说：“在这部小说里，我用扭曲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扭曲的故事。我在形式、内容、语言、对话、细节上，都做了最大的探索，这正是我要坚持的写作方向——精神真实与荒谬现实的胶着。写完《风雅颂》，我已进入五十岁的门槛，我不再逼问自己为什么写作，也不再管别人说些什么。我渐渐明白，写作也许就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窃，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去审逼着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窃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了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致死，都回答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去偷盗别人。”这就是阎连科今天写作和之所以这样写作的理由。
记者手记
阎连科说，少年的他做过泥瓦匠，但这挣不了几个钱，为了一天推16个小时运沙土、石料的车，不得不由叔叔请工头吃饭，一上工地就是四个月才下山洗一次澡。所以他常说：“像我这样童年经历过许多苦难的人，成年后对物质完全没有抵抗力。这一点，我对自己有很清醒的认识。”
至于这部新作中教授杨科这个奇特、变异的形象，原是有着现实的因果。七年前，阎连科有次参加了一个与文学无关的研讨会，会议一开始，有几位教授就低头搓信封袋里面车马费的钱数，当时他就坐立不安，心想就算乡下不识字的农民，收到礼物也得等回到家后再看。可是，他没想到名校的教授竟可以当场数钱。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在朋友聚会中，听说其中在会场上数钱的那位教授，当夜去找“小姐”时，一边抚摸着小姐，又一边非常认真地教育人家从良读书。这之后，这个教授作为知识分子中的“这一个”，就刻画在了阎连科的头脑中。
让阎连科无奈的是，因为“阎连科”这个名字和小说的内容，《风雅颂》被多家出版社“婉拒”，终于有了出版的希望，他却听说出版商要在腰封上印上“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的字样。这几个字让他惴惴不安，为此，打了几个电话给责任编辑，还又亲自找去两趟，对方也答应对此要删去修正。结果，书出来了，不仅“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的字样，大模大样瞪着眼睛看着阎连科。而且，在小说的目录中，他原来每一节的小标题后面都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句话———这些从书中摘出的文字，在小说中连贯阅读时是很正常的，但排列在一起，就太过庸俗，近乎色情了。面对如此不堪的境遇，阎连科的无奈，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笔下的“杨科”，孱弱，窝囊，妥协，扭曲，战战兢兢……难怪阎连科说这次是写尽了自己内心最无法见人的黑暗。
■ 名词解释
懦弱
小说中，当主人公杨科看见妻子和副校长正躺在自家的床上，他鬼使神差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晴天霹雳地在他们面前跪下去，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跪下重复说：“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他的怯懦，以一种扭曲的夸张，变形在了读者面前。阎连科说，杨科“下跪”的举动，不是他的虚构。在河南，就有过一位副教授在第三年评教授时，推开评委的门，当场下跪，因为她听说这次竞争者中，还有校长的老婆，她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无力
小说中，当来自皇城的名教授回到乡村，村里人争先让他为孩子摸顶，仿佛摸顶之后就能考上理想的初中、高中、大学。讲到“农民对权力的盲目崇拜”这个话题时，阎连科说起一件往事：一九九八年春节前，他回到河南老家过年，县长去给别人家拜年，路过他家，就顺道进去看了看，临走时说了一句话：“连科，以后有事情找我。”没想到，县长拔腿走后半小时，村里二十几口人就拥到他家，让他去找县长把村口的泥巴路修修。最后，为了不得罪村人，他只好悄悄实现县长开玩笑的“诺言”，自己拿出一万元，以县里的名义为村里修了一条胡同中的水泥路。
伪善
在《风雅颂》中，类似名师们一边抚摸着性服务工作者，从这些少女身上汲取着她们的青春，又一边道貌岸然地规劝她们回家种地从良。这样的讽刺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阎连科写到一棵长在猪圈旁的泡桐树，又粗又壮，可就是长不直，从半腰朝着猪圈对面歪，枝枝叶叶都躲着猪圈长，全村人都夸这树德行好，准备为二十岁就守寡的奶奶做棺材，结果挖坑伐树时候才发现，树根全扎在猪圈那一边，“读书人就和这棵树一样，把根偷偷扎到猪圈下，把身子、枝叶躲得离猪圈十万八千里。”
（采写 本报记者 曹雪萍 摄影 本报记者 郭延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