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提出创办刊物，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将《红旗》作为中国对外宣传其政策和理论的窗口，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早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就曾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开展国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情况，作过如下指示：“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了要办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倡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启发了毛泽东要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创办共同刊物的问题，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表示了他的担心。回国之前，他特意向毛泽东告别，并提出了他的担忧。毛泽东对他说：“刊物不容易办好，既然要办就要把它办好。谁参加谁不参加由各个党自己决定。不要搞联络局，也不要搞联络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情报局那样的固定组织。”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０日晚，毛泽东准备启程回国。在去飞机场的途中，他与同坐一辆车的赫鲁晓夫又谈了这个问题。对此，吴冷西在其《十年论战》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两位领导人的谈话。他写道：“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在昨天跟哥穆尔卡谈话时讲到，不要在共同办的刊物上展开兄弟党之间的争论，不要一个党发表文章批评另一个党。在各个党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要公开批评别的党。两个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内部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历史证明，一个党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效果都不好。他说，这个问题跟多列士谈过，跟杜克洛也谈过，跟意大利党也谈过，跟英国党也谈过。他们都觉得，公开批评别的党的办法不好，即使意见正确，别的党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协议，不要公开我们内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赫鲁晓夫当时也表示同意。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我是答应了哥穆尔卡的。在最后临别之前，给你提这么一个建议，刊物办起来以后，不要成为互相争论的刊物。赫鲁晓夫说，完全赞成，完全赞成。”

    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赫鲁晓夫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关于出版共同刊物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许多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性刊物的建议。当时约定，愿意参加出版杂志的各国党，在进行必要的协商和准备工作以后，即着手实现这个建议。苏共中央认为，为了不使事情拖得太久，目前需要了解哪些党打算参加出版这个理论刊物，并且就出版这个刊物有关的具体问题开始交换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它不应当成为发号施令的刊物；它将从事宣传、研究马列主义问题，并且是各兄弟党交流经验的国际讲坛。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原则将是这个杂志的基础。”

    ２月２７日，毛泽东给苏共中央发了一封关于同意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电报，作为对赫鲁晓夫信的答复。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同意在布拉格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月刊，作为参加这一刊物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也同意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关于刊物的基本原则和出版经费的分担办法。”“中共中央准备派出王稼祥、刘宁一、赵毅敏同志出席将于３月７日～８日在布拉格召开的创办杂志的各党的代表会议。”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中国版，是在王稼祥的领导下主办的；派到布拉格的中国党的代表是赵毅敏。１９５８年８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正式出版，比《红旗》杂志创刊晚两个月。中共参与这一国际性理论刊物的出版，一方面可以通过它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动态，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论观点通过它发表出来，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交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它是中共在国际上的窗口，而《红旗》则是中共在国内的喉舌。一个是中共部分的国际性理论刊物，一个是中共党内的理论刊物，两者遥相呼应，将毛泽东思想以理论经验的形式宣传出去，又将国际共运的动态引进来作为参考，真可谓是珠联璧合。但是，中苏公开论战期间，中共于１９６４年宣布退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对此，毛泽东后来认为，过早地退出这个国际组织，这是在党的七大以后，我党所犯的第三个历史性的错误。

    三

    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在《红旗》筹备出版期间，亲自参加了许多相关的事宜。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他高度赞扬了《红旗》发刊词，亲笔为《红旗》题写了刊头，而且还亲自拟定了《红旗》第一任编委名单。

    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４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另外，毛泽东在他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的旁边，还写了“这种写法是从绸舞来的，画红旗”及有一幅“比较从容”的字样，以供陈伯达考虑。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２０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从以上的种种细节中，足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的重视程度。

    《红旗》编委会的阵营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对于这个编委名单，李锐曾提到：“开初拟定的召集人名单中似有我，我表示自己业务甚忙，后来也就没有列我的名字。”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可以说囊括了当时中共中央所有的“笔杆子”，而且从编委名单安排上，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拟定这份名单时的仔细酌量。

    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自己非常重要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还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杨永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