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此次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会议要求全党积极地支持这个杂志，要求各级党委经常供给稿件，而且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都应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就这样，《红旗》杂志于１９５８年６月１日在北京创刊。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创刊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需要，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分歧互相促进的产物，而其中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
一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虽然决定出版《红旗》是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作出的正式决定，但是筹备工作早就开始了。早在１９５８年３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１９５８年３月８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２５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２４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２２日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他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毛泽东在这里提及的“办刊物”，指的就是《红旗》杂志的创办问题。
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０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后曾作为陈伯达的另一篇文章《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附录的形式，发表在１９５９年７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１３期上。陈在讲话中主要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问题。他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以后在《红旗》发表的《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一文，是对此次过于偏激的讲话的一个纠正。这可以说是一个迟到的纠正，而且足足迟到了一年多，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铸成，其政治使命已经完成。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后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２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另外，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２３岁开始讲学，学问是慢慢学来的。耶稣年纪不大，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１９岁创佛教。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３０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办刊物，只要方向不错，就对了。”“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写，也不会去看书了。”“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６篇就够了。总之，１０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现英雄豪杰的。”“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谭延闿、赵恒惕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中，不难看出他倡议办刊物的出发点：一方面是想压倒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他们争夺理论阵地；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提高中共领导人的理论水平，解放他们的思想，以便使他们能够放手大胆地支持毛泽东即将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他用“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等论断，来鼓舞士气，告诫与会者没有必要怕教授，因为虽然他们学问多，但是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就像办刊物一样，只要方向正确，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