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17日，胡风在北京寄有一封信给满涛，说明他正在准备着手向上面的领导反映情况，仍固执地认为只要自己向上面的领导人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上面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还他一个比较公道的说法。

    胡风的这种思想，在胡风集团冤案获得平反之后，被一些受到牵连的“胡风分子”认为是一种“忠君”思想。

    1954年3月26日，胡风在北京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罗洛、张中晓写信，也谈了自己正在着手的这件事情，并向罗洛、张中晓提出了请他们帮助搜集一些材料的要求。

    1954年5月5日，杭州的方然给胡风来信，希望能够尽快将三十万言书完成：

    望加一把劲，早日搞完。但我以为，同样重要的，是此时的态度问题：（一）送上理论，同时送上入党申请书；（二）应参加的文艺活动与社会活动都是积极的参加，例如，奉邀出席什么座谈会之类，不推托，不沉默；（三）不以（向）任何人发什么牢骚，等等。此中道理，匆庸多言。

    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胡风所写的三十万言书。

    这封信也可以看出，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初稿到此已基本成形，其许多朋友通过各种方式都已看了，并对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与建议。

    正在专心写作三十万言书的胡风根本不可能想到，他与朋友的这些正常的通信后来都被公安机关查获，也有的被朋友们在压力下交了出来，成为他和朋友们新的罪证。

    1954年7月22日，胡风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走进了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办公室。

    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接待了他。习仲勋热情地与胡风握手，并询问他最近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两个人谈了一会儿之后，很快便进入了主题。

    胡风从随身的小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稿子来，双手捧着交到习仲勋手里。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东西，是胡风花了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的一份报告，他希望习仲勋能够将它转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习仲勋看了一下标题，只见上面写着：《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胡风盼望这个报告能够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调整文艺方针，使作家们获得一种更加宽松而活跃的文学创作环境，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处境。

    胡风写给党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报告一共二十七万多字，以后人们都习惯地将其称为三十万言书。

    我是从事公安和司法工作的，虽然过去也曾担任过秘书，研究过党的文艺政策，但对于文艺理论还是知之甚少。从我个人来看，这里的一些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得到了证实，有的也许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过激的言辞，但不难看出，胡风是热忱的，对于建国初期的文艺创作是关心、爱护的，也是真诚的，这是他经过认真研究后向党中央提出的个人建议，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是欢迎的，对于一些个人的恩怨和过激的说法，都可以通过交谈的方法来解决。

    然而，历史却将他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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