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胡风案》(选摘)

胡风上书三十万言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紧接着提出了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

1951年11月17日，中国文联召开会议，做出了开展文艺整风的决定。

这个整风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界的绝对领导地位。

胡风和他的“集团分子”，明显感到了一种压力。胡风在北京给上海的张中晓邮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公安机关查获。

信中写道：

　　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问题不一定是它本身有这个关系，而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变本加厉的做法。

胡风这里所说的“图腾”的小册子，当然是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认为是有的人在利用学习“讲话”和整风的机会，以此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胡风一直都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从事着进步的文艺事业，有的只是一身正义的骨气，他没有来自延安的同行们对于“整风”的体验和了解，有着各种复杂的心情也是正常的，也是能够叫人理解的。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文章，说是文章，实际上是公布胡风在解放前写给舒芜私人信件的摘抄。

舒芜在这些材料的前面写了一段文字，对胡风周围的作家们用了“反共文艺集团”的称呼。

这是继周扬之后，再次提到了“集团”二字，不过这次远比周扬上次的“小集团”的称呼要厉害得多，因为前面加了“反共”二字。胡风的一些文艺主张，在这里被冠上了“胡风思想”，而他多年以来所从事的革命文艺活动，也被冠上了“反共活动”帽子。

我在“胡风专案”办公室里，经常要读一读这些文字，以利于“提高觉悟”。舒芜所写的这些，显然是经过有关部门和有关重要人物审阅过了的。

在发表舒芜的这些材料之前，《人民日报》有一个编者按，这些熟悉的语言，是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和“文化大革命”中再熟悉不过的了。

这样的按语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也就是说关于胡风的问题，早已不再是什么文艺界之间的学术争论，也不再是文艺界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碰撞，更不再是胡风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继续了，这里被完全变成了一场严肃得令人可怕的政治斗争。

我在“胡风专案”的有关材料中发现，在舒芜的材料公布之前，周扬曾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

胡风万万没有想到，会为自己的文艺思想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会。

如果说过去他还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有些不合时宜的话，那么这次他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