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周扬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具体领导人，而胡风的工作却迟迟未落实。

    周扬找胡风谈话，安排胡风到《文艺报》任编委，被他拒绝了。

    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过胡风，向他再次谈了工作的安排。这工作共三项，由胡风自己选择：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二是《文艺报》负责人；三是在中央研究所教书。

    胡乔木要求胡风书面而不是口头给予答复。

    胡风后来做了书面答复，但对工作并未肯定，而是要求再与胡乔木谈一次，陈述一下目前自己工作的困难。可是再未得到答复。

    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胡风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主要是国民党当局吊销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胡风为此十分气愤，便下决心再办一份杂志。但是当时要申办新的杂志，必须先交一笔保证金，胡风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杂志也就办不成。这事被在重庆的周恩来知道了，就积极支持胡风，并想法弄来一笔资金，让胡风交了押金，新办的杂志《希望》得以出刊。

    正是这种关系，处于苦恼中的胡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之面谈。

    但忙于国务的周恩来没有时间，同样是委托胡乔木与胡风面谈。

    胡乔木的谈话不像前一次那样平缓了。

    胡乔木与胡风谈了几点：

    一是胡风对于党的文艺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是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同时说这一点还不是“群众”的意见；三是胡乔木劝他，说是“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人……”

    胡风听后很震惊。

    不过，固执的胡风还是向胡乔木谈了自己心中的忧虑。

    胡风认为，自从建国后，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人在一些认识和观念上存在着问题，这样发展势必影响到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例如将“五四”以来的文学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白区文艺工作基本上没有肯定，同时还有所贬低。在这些文艺负责人眼里，除了解放区的文艺之外，别的文艺好像都不行，不被承认。在文艺理论上，也是一种公式化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如此发展下去，会直接地影响到建国后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正如鲁迅所说，胡风是个耿直的人，他开口就一下子说出了自己的整个想法，然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真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

    胡乔木没有同意胡风的这些看法，当即进行了驳斥。

    “二胡”相见，谈得并不投机。

    太固执、太天真的胡风几天后再次给胡乔木写信，要求恢复他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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