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中为是”与损益之道
西方哲学的自以为是表现为本体论困境，这个困境表明，主体所建构的所有文化形式，都没有可靠的本体论支持，所有寻求唯一的、绝对的、独立的本体之哲学努力都是徒劳的，所有“是”其所是的哲学推定，都是自以为是。《易》之“形而中论”表明，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的、独立的本体，而人类赖以建构所有文化之本体，乃自然界之“生生”，“生生”是“存在”的本质。人之所“是”之是，乃“生生”之是，“是”即“生生”，“生生”乃本体之“命”而为主体所“命”之。所以，本体之命与主体之命为“生生”所“命”而“命”之为“生生”， 故“生生之谓易”。
本体与主体之“命”“中和”为“生生”，所“命”本体之“生生”，乃“本体和中”；所“命”主体之“生生”， 乃“主体中和”，此以“生生”“穷理尽性”者也。主体以“生生”中和于“命”，为“生命”之“生生”，乃价值取向于生命之终极关怀，此谓“以至于命”。所以，“生生”乃“和中为是”，“和中为是”使人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故，《易》所推定之主体，乃“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其主体性乃“形而中主体之谓神”。主体通过“形神中和”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主体实现之“生生”，乃本体论、主体论与价值论之中和，而人类所建构的所有文化，只能“中和”于“生生”而“命”之“生生”，才能“恒以一德”而所是其是。是故“恒以一德”之“恒”者，“生生”之所成也；“以”者，恒以“生生”也；“一者”，“生生”之恒也；“德”者，得而行之“生生”之恒道也。是故，“恒以一德”乃孔子“予一以贯之”之所成也。
《易》之“和中为是”通过推定“中和八卦”的“生生”之“象”而实现。《易》曰：“易有大恒，是生两仪，两仪生四马，四马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六业。”此为《易》之“大恒六业”。“大恒六业”是对《说卦传》之“和中为是”所作之理论概括。“四马”即“四象”，乃天地定位之“先天之象”，即《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之“先天四象”， “先天四象”乃天地“生生”大化之源，为万物“生生”之本体。因“先天而天弗违”，故主体不能把握“先天四象”，只能把握由“先天四象”生出的“中天四象”即“中天八卦”，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中和”性，以“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的“生生”性，推定了主体和中之道，“是故《易》逆数也”承诺了天地损益之《易》理，由“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六业”推定了《易》之损益之道。“生生”而有“损”“益”，“损益”乃天地人之恒道，主体“以至于命”之“生生”，需要避“损”行“益”。为此，《易》以天地之“生生”推定四时之损益，为人道之“生生”推定人生之“损益”，由“逆数三索”给出《咸》、《未济》、《益》之“益道三卦”，人生之益由少年始，中年不懈而老年益。
《易》表明，孔子通过对《易》“同途而殊归”之转化，“求其德”使《易》成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经典。“和中为是”之“生生”而生“损益”，使孔子殊为重视损益之道：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藏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与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颂之。
中国现代社会的自以为是与以非为是可谓“自损者益，自益者缺”，“自损者益”使中华民族的素质越来越损，已损至底线。“自益者缺”则需要能够使中国走出自以为是与以非为是的“和中为是”之哲学智慧。《易》之“和中为是”，乃以“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之“天地损益”为本体，推定了“人道损益”之理。“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得”而“以虚受之”者，德也。“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咸》卦表明，《咸》为“益道”之始，“益”之“得”即“以崇德也”，其以“以虚受人”的主在性而“利用安身”、“穷神知化”，“以虚受人”的客在性使“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天下之善言入其耳“故能成其满”，“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之”乃“和中为是”之为政之道，与“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具有承诺与推定之统一。显然，“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自藏而满意，穷高而不衰”、“自满而无极，亢意而不节”，乃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而“持满”之谓者，无过于当代之“盛世”说，“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是故“圣人不敢当盛”。“调其盈虚，不令自满，所以能久矣”，所谓“盛世”之自以为是，可以休矣！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社会深陷自以为是，极其需要《易》之“和中为是”与“损益之道”，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出自以为是。问题表明，中国现代社会之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已使中华民族处于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历史正在考验中华民族之智慧。虽然孔子儒学为中华民族提供了走出自以为是之睿智，但是，由于后儒“知丘罪丘”之误解与现代之全盘否定，直至对孔子扒坟毁墓，使儒学之复兴，只能置于批判与自我批判，以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能力，解决哲学及文化问题。现代性之儒学复兴，需要以哲学为基础，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然而，必须清醒的是，虽然儒学复兴乃历史之必然，但是，由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所决定，复兴儒学的进程将充满阻力。儒学复兴中所产生的“表象化”、“宗教化”与“庸俗宗教化”表明，“一旦历史被挟入风雨飘摇不堪重负的贼船，航道湍急满布险滩，此时，要纠正历史的方向，却极为艰难。显然，唯一的办法是弃船游泳，重新上岸。然而，那些丧失了游泳天性的既得利益者、养尊处优者和麻木不仁者，他们宁愿把历史拖向灾难的深渊，也不肯弃船。”
是故，儒学复兴，任重而道远。（作者为著名易学研究专家、儒学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