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系统出现的危机，证明监管不充分带来的经济代价是多么的巨大，以及要建立这么一个监管机制来处理现代社会复杂的金融创新是多么的艰难。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们应该时刻警惕新出现的风险和威胁。而保持一个强力的监管框架则是非常必须的

    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中国在当前这个阶段，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支出需要得到重视。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在2007年度取得了大幅增长，而这也为向一些以前被忽视的领域加大支出提供了机遇

    ●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和谐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征收环境税将有助于减轻中国对出口的过度依赖。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满足中国的其他需求，包括对基础设施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的支出，对建设更完善的交通系统的支出和对设计集宜居和环保于一体的城市支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平均增长率高达9.8%，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为8.4%），贫困状况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同时，新问题开始出现——收入差距在扩大，一些地方环境也在逐渐恶化。因此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经济社会政策来适应全球环境的变化。在我看来，调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达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市场基要主义”提到市场是能够自我调节的，并且朝着对每个人更好的方向调节。一些特别的利益团体，尤其是金融机构都鼓吹完全市场调节论，虽然该观点没有得到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证明，却仍然深入人心，并形成了大多数的国际准则。最近美国金融系统出现的危机，就证明了监管不充分带来的经济代价是多么的巨大，以及要建立这么一个监管机制来处理现代社会复杂的金融创新是多么的艰难。美国对金融监管的不力不仅影响着世界经济，还带来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至少两百万美国人将因此而流离失所。

    对于不断发展的中国来说，教训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们应该时刻警惕新出现的风险和威胁。而保持一个强力的监管框架则是非常必须的。

    这个框架不仅仅在金融市场适用，美国还意识到应该建立一个“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当然当前中国更加迫切需要的是对产品安全，环境和工作场所的有效监管。

    其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在所有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家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做得最成功，当然同时他们也拥有最高的赋税率和生活水平。

    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即是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的监管框架，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合理的支出框架。政府对教育，卫生和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支出也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中国在早期发展阶段，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但是在当前这个阶段，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支出也需要得到重视。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在2007年度取得了大幅增长，而这也为向一些以前被忽视的领域加大支出提供了机遇。

    每项经济政策的分配效应在政策制定伊始都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几年前，我曾经提醒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因为人民币升值将对农村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使他们本来就很低的生活水平雪上加霜。然而随着世界食品价格的上涨，我们又需要重新考虑。比如当前经济的忧虑主要来自于日益上涨的食品价格对城市工薪阶层造成的生活压力和更大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便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抑制通胀同时减轻城市工薪阶层的生活负担。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和下文将提到的碳税增收，将是中国经济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这些政策将使中国逐步摆脱对出口和制造业的过度依赖，并且有助于缓解西方国家贸易保护情绪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其三，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和谐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包括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明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虽然从人均排放量来看，中国远小于美国；但从产生1美元GDP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看，中国又远超过美国）。中国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像之前谈到的征收环境税，包括碳税。通过这样，中国可以给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同时给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更大的压力使之效仿。因为中国出口的有些是碳含量很高的商品，征收环境税还将有助于减轻中国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同时，征收碳税能避免目前某些地区正在讨论的调整边境碳排放量的要求，当然如果调整边境碳排放量的措施得到采纳，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压力。

    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满足中国的其他需求，不仅包括第二条中提到的社会支出，还包括了对基础设施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的支出，对建设更完善的交通系统的支出和对设计集宜居和环保于一体的城市支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极大地凸显了这些措施的重要性。

    此外，中国的投资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对创新的投入，要着眼于资源节约方向，而不是和西方国家一样的劳动力节约方向。这正是一系列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新的增长模式”。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兴国家，如果这些新兴国家还要坚持和西方一样的发展模式，这个星球的未来只能是毁灭。如果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占得先机，她将毫无疑问在未来几十年的科技和产品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也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唯一法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章系作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