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秦是否有六家？
先秦是否有六家，有人说有，不但有，还有更多的家，一人一家，百家都嫌少；有人说没有，不但道家没有，法、名、阴阳也没有，一无所有。这些说法，都源自冯、胡异同。胡适说，司马谈的分类，是汉代分类，不反映先秦，先秦无六家。近年，国内如任继愈（任继愈《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六家要指〉》收入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433页），国外如苏德恺〔苏德恺《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中国文化》第七期一九九二年秋季号，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版，134—135页；Kidder Smith，“Sima
Tan and the invention of Daoism，‘Legalism，’et ceter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no.1（February 2003），pp.129—156〕，都重张此说，西方汉学界，很多人都坚信这一点。
我的看法是，六家不是六个思想流派，而是半学半术各三家。司马谈讲六家，不是讲汉代学术，而是讲先秦学术。六家，不能说完全没有，如来源较早的儒、墨，就是最明显的两家，先秦诸子都这么讲，绝非虚构。道家晚出，边缘模糊，不管叫什么，非儒非墨，本身就是一大类。这三家是一类。另一类是跟术有关的派别，法、名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不是思想派别。道家晚出，讲实用，与刑名法术和阴阳家说分不开，是个非常复杂的派别。
六家，其实是三家，儒家是古典派或保守派，道家是现代派或激进派，墨家是过渡。
无家说，全盘抹杀，不可取。百家说，像《汉志》那样讲，一人一家，一书一家，等于没家。这是白马非马之辨，同样不可取。
（四）孔、老先后的问题。
儒、墨、道，孰先孰后，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价值取向最明显。
胡适把《老子》摆在孔子前，是跟尊孔拧着来（胡适晚期，尊老敬孔贬墨。他说，老子是无政府主义，最高；孔子是个人主义，其次；墨子是集体主义，最下。并把秦政之失归罪于墨家，汉政之得归功于道家，都可反映他的价值取向，他不反对儒家，但也不独尊儒术）。冯氏把《老子》摆在《论语》后，胡适不服气，说他是信仰作怪。冯氏尊孔，不假，但这个问题，还是要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
孔老先后，我的看法是，老子其人，也许比较早，但书是另一码事，绝不可能在儒、墨前。
学者怀疑《老子》晚出，有一个原因是，老子的故事几乎都是出自《庄子》，很有可能是庄子的虚构。其实，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儒、墨、道对话的逻辑关系。冯氏把《老子》放在《论语》后，我同意。至于说，后到什么地步，可以讨论。近年，史华兹的书（Benjamin
L.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Belknap Press，1985.《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葛瑞汉的书（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La Salle：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9;《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葛瑞汉著，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版），都是把《老子》往后摆。冯氏搁《孟子》后，还比较接近。葛瑞汉把它放在《庄子》后（钱穆已有这种看法），郭店楚简证明，太晚。
先秦诸子大辩论，《天下》讲得很清楚，道术最初在儒，后来才散于天下。儒是第一发言者，最寂寞。孔子没有对话者。墨是跟儒对着干。对着干，才热闹，两者具有对称性。道不同，跳出儒、墨之争，超越儒、墨之争，走得最远。百家的基础是三家，先是儒、墨，后是道，百家争鸣由此起。
冯、胡异同，三大问题，在具体结论上，我更倾向冯氏。但我的理解，与信仰无关。
思想不能无的放矢。儒家是众矢之的。在先的意义是当靶子。射箭先要有靶子。靶子的意义很伟大。
比如，胡适就是冯氏的靶子。
保守与激进，常常可以互补。上述异同，前两条，胡适激进，冯氏保守；后一条，冯氏激进，胡适保守。西方汉学界，酷爱分，酷爱疑，前两条取胡适，后一条取冯氏，正在情理之中。他们的思想史，大框架，是源自冯、胡二氏。
冯、胡二氏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各有贡献，两者可以互补。但要说文化立场，我更赞同胡适。
胡适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也是开放性的。他是真正的大师。
大师的意思是倡风气之先，为后世奠格局，不是收拢包圆儿，不是颠扑不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讲过四大优点，我看最重要，还是下面三点：
第一，胡适开创的中国哲学史，是以诸子为范围，把古史和古书分开来，直接从老、孔讲起，蔡元培说，这是截断众流，开风气之先，厥功甚伟。这个格局是他开创的。冯氏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后来居上。
第二，胡适是把诸子摆平，有容乃大。蔡元培说，胡适的体系有“平等的眼光”，对儒家既不尊，也不批（见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的序言）。此语最为知言。胡适讲诸子平等，是真正平等。冯氏讲诸子，是“众生平等，唯我独尊”。他说，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就像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其他派别，则如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君主是万世一系，然治国之政策，常随内阁而改变。平等是儒家之下的平等。
第三，胡适想把子学做大，做成思想史，而不是相反，像冯氏那样，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他张口闭口都是做圣人，应帝王）。书越写越大，路越走越窄，失去中国思想的大气魄，失去中国思想的自由精神。
中国哲学史，从一家之学，重归六家之学或百家之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胡适。中国的学者要感谢他，西方的学者也要感谢他。
胡适不必气短。
由于胡适的出现，中国的思想史才初具规模，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从此，不但墨家的地位、道家的地位被重新估价，儒家本身，也面临重建。孔子和七十子，先进和后进，还有七十子之后，迈了辈儿的，都要重新理顺；被遗忘了的，都要重新找回。特别是宋儒痛恨，明代革出教门的荀子，也要恭恭敬敬请回来。 民元前后，百废待兴，胡适的出现，引发的是范式转变。
他的书，和冯氏的书，方向正好相反，一个是从一家重返百家，一个是把百家再扯回到一家。冯氏似顺而逆，胡适似逆而顺。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要特别感谢胡适先生，因为没有他，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百家争鸣。他的方向，才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新方向。
我说这么多，您明白了吗？
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我是说，真正的古典。
二○○七年十二月九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载 《读书》 2008年第3期 ）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