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排污，但不能排外
关山：“排污不排外”也是在这次会议提出的？
任仲夷：“排污不排外”是在这期间提出的。1982年5月，我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得比较具体：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认识。我离休之后，对“排污不排外”的问题，曾在报纸上谈过，污有“内污”、“外污”之分，“排污”主要应当重视排“内污”。
关山：事实上，世界上找不到纯粹好的和绝对坏的事物，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对外开放带来一些污染毫不奇怪，甚至可以说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不要让这样的东西变成主流就行了。而且有些我们认为是“污”的东西还不一定是“污”，比如当时就说“市场经济”、自由、人权这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穿喇叭裤、留长头发就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等等。
任仲夷：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所以要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不是说了吗，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各种价值观都应和谐相处，彼此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共同发展。
耀邦即席题词“特事特办”
卢荻：1983年2月，你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他对特区有何评价？
任仲夷：耀邦总书记是个思想很解放的领导人，他对深圳经济特区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胡耀邦同志还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谷牧同志后来视察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时，赞同胡耀邦对特区的这一评价，认为评价公正，符合实际。6月25日，谷牧又传来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这对我和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回顾经济特区创办初期，碰到过不少难题。蛇口工业区在发展过程中，曾困难重重。有些单位大权在握，你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说他硬是不同意，卡你的脖子，官僚主义曾使袁庚百般无奈。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干预，袁庚一再向广东以及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要求，授予蛇口更多的自主权。我认为这些要求合情合理，因此大力支持。1984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至关重要，它明确规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十大自主权限，包括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有了这些自主权，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独立处理许多事情，不需要层层请示往返周折，同时也可以对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蛇口后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1984年春，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小平同志这次南巡，谷牧说，“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解放思想，推动农村变革
卢荻：你在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哪些重大举措？
任仲夷：我还在辽宁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就积极支持农村的改革。1979年5月，我支持记者范敬宜撰写的批评否定农村变革的文章《莫把开头当过头》。并加上另一半标题：“莫把支流当主流”。5月16日《人民日报》加上编者按全文转载，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到广东之后，我一如既往支持农村改革。1月22日，我在会上讲话中指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即使是面大一些，只要群众满意，又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政策一定要稳定下来。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又受群众欢迎的政策，都不要轻易改动。”我接着说：“现在全省各个地区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分歧很大。我看不要强求统一。还是因地制宜为好。”我这一番讲话，对推动农村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起到了一定鼓励和促进的作用。
过了年底，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贯彻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在全省农村坚持实行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我根据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向地市委书记阐述自己的观点：农业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其意义不亚于三大改造。有些同志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苏联农业经济模式的影响，总认为只有集体才是社会主义；穷才是社会主义，富（特别是农民个人富）就是资本主义；只有“统”才是社会主义，“包”、“放”、“活”都是资本主义。我强调要进一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从这些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指出：现在走的是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路子，农村要继续放宽政策，着重抓好“承包专业化，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经济服务社会化”这三个环节，进一步推动农村的巨大变革。
经过我和其他省委领导做工作，加上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原来反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四个地区的书记，也改弦易辙，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反对意见了。
1982年，全省农村普遍实行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胜利地完成了人民公社经营体制的转换。随后渔业、林业、工副业等等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坚持“搞活”广货称誉全国
卢荻：在城市改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任仲夷：在工业方面。我到广东上任不久，1980年12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
当时我所面临的情况是：既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又要按照中央精神完成经济大调整任务；既要调整，又要发展；既要退够，又要前进；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搞活。
12月17日，我在中南组分组会上发言，就经济调整与搞活经济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两天后，我又在发言中强调，要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我说：我们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把经济搞活不容易，搞死却很容易。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点，如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所以，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点。我提出这次调整，“在强调集中统一的前提下。凡是有利于搞活经济，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好政策、好措施，都应当继续坚持下去。”1981年1月，我在中共广东省代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强调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结合起来；二是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三是把“退够”和“前进”统一起来。中央要求集中统一的，一定要集中统一，不能含糊；该搞活的，一定要继续搞活，不能倒退。过去经济工作有“一活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现象，问题往往出在采取治乱的措施上。我指出，“当某件事或某项政策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求找到改进的办法，而不应当因为出了问题，就否定这件事情本身或去取消这项改革。”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广东先后关、停、并、转了近千家生产条件差、耗能高、效益差的小钢铁、小化工企业，把腾出来的能源和原料用于发展轻工业，着重发展食品、电子、家用电器、纺织等行业，建立起具有广东特色的轻型产业结构。“珠江水”、“广东粮”以及电子、家用电器等“广货”称誉全国。
我积极支持刘田夫、梁灵光、李建安、杨德元、匡吉等省长、副省长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利改税等方面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支持他们对韶关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率先在全国进行价格体制的改革，以及采取“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以电信养电信”等一系列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有效措施。
我还支持和探索外贸体制的改革，突破独家经营体制，探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崭新模式。他积极支持省政府从1981年起在全省（广州、深圳、珠海、海南等除外）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权责结合”的财政管理体制。继而支持省政府对县、市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省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递增包干，沿海地区每年递增7%上交省里，山区6%，一些财政赤字县、市，则实行定额补贴。
这种分灶吃饭的财政分级包干办法，扩大了各级政府的自主权，调动了各级财政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增强了改革的经济承受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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