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次向中央写检讨
两省座谈会结束,我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因此,还要我再度进京。我提出请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耀邦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耀邦先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耀邦向我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一一作了解释。
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
关山:你检查了什么?是真心的还是违心的?
任仲夷:(笑)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遗憾的是手头没有留下底稿。我和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二进宫”本是京剧的一个剧目,一些干部用“二进宫”这个词,与剧的内容毫无关系,只是指两次进京,并且被认为是两次都挨了中央的严厉批评。
没有小平支持过不了关
关山:就这样过关了?小平同志是什么态度?
任仲夷: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也帮不了我。
当时,广东在全国形象确实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我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阅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
引起思想混乱的话没传达
关山:对1982年两省座谈会精神你是怎样传达的?
任仲夷: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不能这样搞,一搞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过去搞政治运动,搞大批判,大讨论,其实是只有大批判,哪里有什么大辩论,只有“批倒”,“批臭”,不允许你还口。
1982年3月底至4月上旬,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两省座谈会精神。会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
因为有胡耀邦的“尚方宝剑”,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我都没有传达。
我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我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根据中央的精神,在这次会议上,我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不久之后,我在汕头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和前“两个坚定不移”加在一起,就是“三个坚定不移”。同时提出“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为避免“一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我对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十六字方针,在这次会上,改为二十四个字,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旁白:在任仲夷的主持下,广东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斗争过程中,先后制定的《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若干政策规定》等10个文件,文件明确划清政策界限,给一些工作中有失误的同志予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先走一步中继续敢闯敢冒,大胆实践,大胆探索。
由于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全面,最后在反腐败反走私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生产也上去了。后来有些干部谈到这段工作时,认为省委在思想战线方面很明确、态度很坚决。尽管来自外省的议论不少,压力很大,但解决当时的突出问题和抓生产两不误,没有摇摆。因此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