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走私风波过后坚持对外更加开放

    任仲夷主动承担责任,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的话坚持不传达,保证了广东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

    胡耀邦同志1984年视察广东时与任仲夷、梁灵光交谈。 蔡仲植摄

    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我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1982年差点过不了关

    卢荻：你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过失误吗？小平同志批评过吗？

    任仲夷：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我还差点过不了关。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党政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召到北京开会，研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当时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求富”心切啊！有些人就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峰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的问题是有所警惕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80年，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活动。1981年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遏制了大规模走私贩私浪潮。但是由于省委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加之反走私经验不足，防范措施跟不上，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内参上披露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时，给予了高度关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这对广东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不久，便接到中央通知，广东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共18人赴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在省委负责人去京开会期间，分别由吴泠西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王全国主持省政府工作。

　　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特殊政策

    卢荻：请你回忆一下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的情况。

    任仲夷：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我和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刘田夫同志说：省委是有威信的，县委还是听省委的。

    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我找了胡耀邦，我对胡耀邦同志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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