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译

    新京报：你翻译过王朔、莫言、李锐、苏童、毕飞宇、姜戎等的作品，谁的作品更难翻译？

    葛浩文：莫言的我翻译了6本，他会用很多土话，不太难翻译。苏童的也不难翻译，他写得细腻，但译文和原文很不一样。王朔的也不难翻译，他的北京话其实很好翻。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了，薄薄的一本书，里面的都是很微妙、很谨慎的用词。姜戎比较像哲学学者，他的作品也比较好译。

    新京报：很多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欧美，但叫好不叫座，你认为什么作品能既叫好又叫座？

    葛浩文：《狼图腾》这本在中国畅销的小说在国外也能成为畅销小说。贾平凹的《高兴》可能比较有市场，主人公拾垃圾的生活对于好奇心重的欧美读者或许有吸引力。

    新京报：书名翻译起来是个挑战吧，哪个书名你翻译起来费尽脑筋？

    葛浩文：像《生死疲劳》，中文里面是佛说，中国人都知道它的来源，但美国没这种背景，必须找个有意思的话，后来我想出了“生命和死亡让我精疲力竭”这样的话，生死疲劳就是这个意思，但我故意拉得很长，就显得很有意思了。

    新京报：你很少来中国，你认为你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的痕迹重吗？

    葛浩文：我的中文写作，所谓的文笔风格没有过多受到中文作家的影响，但还是能被中国人看出来是外国人译的东西。在美国和中国人说话的机会少了，口语感觉是有退步的，反而写起来相对好一点。

　　【记者手记】

    在中国遇见中国

    和一个满口台湾腔的美国老头说话感觉很奇怪，一个汉学家并不需要表现得和中国人一样，实际上，葛浩文和任何一个美国老头一样，说话直率，喜爱插科打诨，也必须在讲了一段话之后抽一会烟。“我是糟老头子。”他嘲笑自己。他说自己年轻时候不守本分，事实上，即使他现在变“乖”了，对于另一个热门的汉学家顾彬的刻薄言论，对于美国媒体对他的不客气批评，他都会不屑地耸耸肩：“关我什么事”。不管怎么样，这个糟老头子是现在好几个中国当代文人的御用翻译，他的抽屉永远都装满了别人送来希望他翻译的书，所以他不得不抓紧每时每刻地翻译，毕竟，担任这么小一个市场的领头人，责任还是重大的。

    这次采访并不常来中国的葛浩文，是借了《狼图腾》英文版发布，和“书虫”国际图书节的光。“书虫”是北京最著名的英文书店，说是书店，其实它还是图书馆、餐厅、咖啡吧和俱乐部，暗红色的四壁摆满了书，永远都有人在灯光下读书。偶尔会有一些年轻的中国小伙或姑娘进来怯怯地问：“这是‘书虫’吗？”他们多希望能坐在舒服的沙发上读着自己能懂的语言，可惜，“书虫”里的顾客几乎全是黄头发的英语读者。

    在北京的英语圈里，“书虫”热火好几年了。尽管他们一直都有朗诵会、读者见面会等活动，这次的“书虫”国际图书节却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短短两周时间，近40位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作家分别与读者见了面，当然，还包括裘小龙等华裔作家和葛浩文这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圈如鱼得水的老头。

    两周时间内，每天下午或晚上，俱乐部里都坐满了人，有的时候，读者们甚至都“占领”了地板。Jenny是负责整个活动的具体操作者，她蓝蓝的眼睛总是微笑着，据她说，读者会根据自己感兴趣的作家选择活动，而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无疑还是“中国”。于是，日复一日地，在慢悠悠启动的电扇下，一屋黄发碧眼的读者安静地听着台上作家议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所有的人都想了解这个国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这些读者的好奇代表着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异国情调”是给华裔作家或中国文学出口的最大加分之处，中国之外的西方人想了解中国，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阅读，当中国发生了太多的故事，而新闻媒体只能概括其中很小一部分时，书就成了展现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最完整的平台。

    而当阅读还不够满足好奇心时，那最后的王牌就是与作者见面了。如果说每个“公共空间”都有主题，那“书虫”的主题无疑是“中国”。读者愿意花50块到150块钱，听上两个小时的演讲或对话，如饥似渴地吸取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信息。

    这是一个小众社交空间，但参与的人数却绝对是大众。对于国人来说，我们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渴望自己能属于一个兴趣圈子，但遗憾的是，类似的现实空间太少了，唯一幸好的是，我们还有网络。 (记者 曹雪萍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