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包括两个方面

    新京报：有人曾经说过，宪政是管政府的。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你是否同意这种概括？

    江平：这只是宪政的一个方面，从国家的宪法来说，或者说从英国的大宪章一开始，当然是限制政府权力，限制国王权力的。宪政就是要给老百姓权力，政府和国王的权力不能为所欲为。我为什么纳那么多税？必须在议会、在政府里面有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本身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但是不要忘了，宪政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人民的权力。所以，任何国家的宪法实际上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权力怎么分配，一个是人民权力。是总统制还是总理制？议会有多大的权力？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国？权力要有制约，这里讲的是公权力。第二个方面，老百姓的权力，人民对政府有哪些权力？我有没有言论、结社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基本的人权必须得到保障。从这两个方面讲就更完善了。

    新京报：你不止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孙志刚事件涉及宪法问题，什么机构来履行这一职责比较好？

    江平：有的国家有宪法审查委员会，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宪法法院。我们原来想搞宪法委员会，现在明确了，由全国人大委员会来行使违宪审查的权力。

    新京报：私权和公权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总是处于弱势，这种状况应当如何改变？

    江平：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明显。我们有一套法院的行政诉讼机制，你可以告。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社会团体的责任，还有我们的违宪审查。在美国，私权被公权侵犯，都是到人权委员会。那就是联邦法院，搞宪政的。欧洲国家在制度设计上，也很注重人权的保护。就这点来说，制度设计非常重要。

    社会权力不可忽视

    新京报：你特别强调社会权力，为什么？

    江平：社会权力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社会组织。在我国，现在要设立一个社会组织是难上加难，民政部不批准你。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主要是靠社会权力。国家需要多大的机构来管？不太可能。而私人的力量又很有限。所以，世界各国环境组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在环境保护的这个领域里面，社会组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比政府的力量更强大。日本到南极捕鲸，那么多的社会团体去拦阻。它们没有国家权力，到公海捕鲸，国家权力管不到了。在这件事情上，社会权力就相当大了。保护自然资源、野生动物、生态环境，这些都非常重要。其前提是，你必须有众多的，能代表每一部分人利益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在世界其他地方，农会、复员军人协会特别多，这种真正健全的自治、自律的团体，能够代表一部分人的声音。

    新京报：实际上，你刚才说到的社会权力，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利益和诉求的集合。

    江平：是啊，因为任何个人行使权力的能量终究有限。美国为什么有强大的工联？这个工联很厉害，它就是代表工人来说话的，它一号召罢工就罢工。法国也是这样。罢工不都是捣乱，是维护工人的权利，要实现工人的利益。

    新京报：物权法的实施和它所引起的反响，是否可以作为民众私权意识觉醒的象征？

    江平：中国现在最鲜明的特点是，物权法也好，其他民事法也好，人们的私权意识觉醒了，私权的意识扩大了。公权力现在要逐渐加以限制，更多的从管理型变成服务型。这已经被明确提出来了，但要真正做起来还是非常困难。因为谁都不想放掉手中的权力，再加上权力可以拿到很多利益，所以这个进程步履维艰。但是，中国最缺的始终还是社会权力，这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

　　江平

    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人。曾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1983年-1988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88年-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1993年）；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88年-1992年）；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1985年至今）；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1995年至今）。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新闻和法律的不同点在于，新闻比较自由，而法律是在条文的约束之下。我喜欢学新闻，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就是很欣赏“无冕之王”这个称号。

    ●舆论也好，新闻也好，电影也好，一定的管理制度是必要的。

    ●有些社会责任如不能侵犯消费者的权利，不能造成环境危害，这就不是自愿而是必须履行的了。

    ●中国最缺的始终还是社会权力，这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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