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明
政治民主化一直是东南亚各国在发展进程中探索和追寻的一个目标。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扩展，政治民主化在东南亚地区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并有新的发展。作为体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的选举制度，在东南亚地区不断完善。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大选或领导人更替透明度不断提高，选举更为公开、公平，并日益在法律框架内操作，这是东南亚各国政治民主化的进步。2004年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顺利地进行了大选，一些国家围绕政府的组成或领导人的更替出现良性变化，再次证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2004年东南亚政治发展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新动向。
一、印度尼西亚总统直选：历史性的巨变
2004年7月5日，是印尼政治生活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日子。这一天，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举行了独立以来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时光如果倒退6年，印尼普通民众也许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参加总统选举。而今天，具有选举权的1.5亿选民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投票选举国家元首。这在印尼确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5年“九三○事件”后，苏哈托为首的军人牢牢控制了国家政权。苏哈托执政时期，通过军队、戈卡尔党，建立了个人威权式的统治，并长达32年之久。长期以来，印尼各阶层一直开展反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直到1998年5月，苏哈托才在民众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下台，苏哈托所代表的军事威权政府走向末路。
苏哈托政权被推翻后，反独裁、反贪污，要求民主改革的群众运动高涨。1998年5月印尼解除了党禁。1999年1月印尼新政府通过了新政党法。此后，印尼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1999年当年，参加大选的合法政党就有48个。
2001年，梅加瓦蒂担任总统后，继续推动民主化进程。2002年8月，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改案。其中包括自2004年开始，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正副总统；人民协商会议的议员由国会议员和地方代表组成，军队和各阶层在人民协商会议中不再拥有代表，军方人员不能再直接进入人民协商会议。[1]人民协商会议大会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印尼民主化进程上的一次突破。而在苏哈托掌权的32年中，每次选举结果都是苏哈托领导的戈尔卡党获胜，由500名议会成员和200名地区及利益团体代表组成的人民协商会议，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
对于总统直选问题，过去大选时，居民只选举政党，从得票率最高的政党中产生总统候选人，再由人民协商会议选举通过。新规定则确定，总统由选民直接公开投票选举产生。对总统候选人规定的条件是：候选人所属的党或政党联合必须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5％以上的选票和在议会中夺得3％的议席。符合条件的总统候选人将进入第一论总统选举。如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某政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得票超过半数并在全国一半以上的省份得票率超过20％，即可当选。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达到上述规定，则再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由得票最多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在第二论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只要获得全国总票数一半以上便可当选。[2]
根据新的总统直选规定，2004年4月印尼举行了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选举，形成了五对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7月5日的选举，即要从这5对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中最后选出总统和副总统。
印尼人民以及国际社会不但关心谁将成为总统直选后的第一位国家元首，而且更重视总统直选对于印尼乃至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的意义，即它对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及发展。
选举能否自始至终保持和平、安全、顺利，新一任总统能否众望所归，对印尼民主进程、政治改革、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印尼动员了全国警力三分之二的20多万军警投入到全国各地的投票保护工作中，而陆军的防暴部队也处于高度戒备之中。
国际社会对此也十分关注，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等派出观察员监督此次选举。欧盟选举监察团的68名观察员，担任总统直接选举的监督员。监督包括选举准备情况、宣传活动以及投票、计票情况。美国前总统卡特建立的卡特中心也派出一支60人的代表团参与监督总统直选。团员包括卡特本人及泰国前总理川·立派。卡特在在雅加达市郊门丁的一所充当投票所的学校对记者称：“仅6年内就完成从专制统治到纯粹民主统治的神奇过渡，印尼人民应该受到祝贺。”[3]
从4月的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选举到7月5日的民众投票直选总统，几个月来，印尼的选举活动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特别是7月5日的选举活动在安宁、平静的气氛中顺利结束。这也出乎许多分析家的预料。显示了印尼人民对民主化进程的适应力已大大增强。印尼总统选举顺利举行，使得印尼股市和印尼盾兑率大幅度上扬。印尼股市指数在选举日后第二天上升了3.12％，达到两个月来的最高点。印尼盾也上涨到9000盾对1美元的水平，达到八周来的最高峰。[4]
7月26日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代表印尼民主党的苏西洛和其搭档优素福·卡拉及代表民主斗争党的时任总统梅加瓦蒂和其副手哈希姆·穆扎迪两组候选人都未能获得超过50％的支持票。按选举规定又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9月20日举行了历史性总统复选，美国卡特中心在印尼监督选举的观察员道格拉斯·彼德森指出，印尼的选举相当透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导致改变选举结果的事件。[5]选举结果，尤多约诺赢得60.29%的选票（6927万张），而梅加瓦蒂仅获得39.38%选票（4499万张）。10月4日印尼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尤多约诺在总统复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他将成为印度尼西亚自1945年独立以来的第六任总统。时任总统的梅加瓦蒂虽然选举失败，她呼吁人民接受选举结果，她说，“不管谁在民主选举中获胜，我们都应该大方的接受，因为胜利是属于大家的。” 她表示，印尼举行正副总统直接选举，“这是历史性选举，我们能够在和平、安全及顺利的情况下完成……无疑是我们国家的伟大成就。”[6]苏西洛感谢梅加瓦蒂总统为奠定印度尼西亚民主选举制度的良好基础所作的贡献。
印尼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总统直选，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过渡，并成为今后印度尼西亚国家领导人和平更换的典范。这次选举不但对未来印尼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东南亚地区乃至其它地区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运动的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从这点来说，印尼总统直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不可忽视。
二、马来西亚大选：新人新政的胜利
2004年3月21日，马来西亚举行第11届全国大选。五年一度的马来西亚大选是在领导马来西亚长达22年的前总理马哈蒂尔退出领导职务，巴达维继任总理，实现权力的顺利交接后的第一次大选。因而这次大选对巴达维及其执政联盟无疑是一次重要考验。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大选是巴达维初次领军，是他上任后的一项重大挑战，是众人检验其领导威望和能力的时刻。大选成绩将反映人民对新总理巴达维的支持程度。[7]
2003年10月31日巴达维成为马来西亚新总理后，严厉打击政府中的贪污腐败行为，极力倡导建立一个廉洁、高效和值得人民信赖的政府新形象。在巴达维的领导下，有贪污行为的内阁部长和企业权贵落马，浪费公款的大工程被取消，权贵走后门取得巨额政府合同的捷径被切断，前副总理安瓦尔被释放。这一系列改革举动迅速赢得民心，尤其是马来人的民心。这些都为巴达维领导的国民阵线赢得大选准备了条件。
本届议会实际上要到2004年11月才任期满。但3月3日，巴达维总理突然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于3月21日举行全国大选。马来西亚最高国家元首西拉杰丁签署了巴达维递交的政令，同意提前大选。解散国会的政令于3月4日正式生效。巴达维选择在此时举行大选显然是为了从最大的反对党伊斯兰教党手中争取到更多的选民，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前大选的行动为第11届全国大选扫清了障碍。[8]这次大选是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选举同时举行，全国登记选民1028万。由14个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和9个反对党参选，共推举449名候选人角逐219个联邦议席，1116名候选人竞选505个州议席。
3月22日凌晨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主席阿布杜尔·拉希德宣布，在马来西亚第11届全国大选中，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以获得超过联邦议会四分之三的压倒多数议席赢得大选。国民阵线在已统计出的218席中赢得197席，占议席总数的89．95％，大幅超过在上届国会所占的78．2％。伊斯兰教党、民主行动党、国民公正党等3个主要反对党共获20席，占总数的9．13％，远低于上届所占的21．8％。各州议会选举与国会大选同时进行，共505个议席。在已统计出的501席中，国民阵线取得452席，总数也大大高于在上届州议会所占席位。[9]在本届国会和州议会选举中，最大的看点是吉兰丹和丁加奴这两个州的州议会选情。这两个州的议会长期被反对党伊斯兰教党控制。但本届选举中，在丁加奴州，国民阵线以28席比4席的绝对优势重新执政。在吉兰丹州议会总共45个席位中，国民阵线与伊斯兰教党各占21席。
国民阵线取得压倒多数的胜利表明，执政党奉行的维护稳定、发展经济和各种族分享经济利益的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巴达维首次领导的国民阵线不但在第11届全国大选取得重大胜利，而且重夺伊斯兰教党大本营的丁加奴州政权，获得选民的强有力支持。国民阵线在此次选战大胜，其实可以说是巴达维的胜利，更是马来西亚反贪污和反权贵的胜利。
巴达维深得民心，平易近人的温和作风，是赢得民心的重要因素；廉洁、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背景和勤奋为民服务的形象，无疑获得选民压倒性认同。
国民阵线的大胜，尤其是在北部的丁加奴州的胜利，将使巴达维迅速崛起成为一位强势领袖，在9月举行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的选举中，巴达维顺理成章地当选为巫统新主席，进一步巩固了在党内的地位。表明巴达维为代表的温和势力在马来西亚站稳了脚跟，巩固了地位。巴达维甚至可能超越马哈蒂尔而成为马来民族和马来西亚的卓越领导人。
马来西亚是一个民族、语言和宗教多元化的复杂社会。在这次选举中马来西亚成功地完成了一场既民主而又竞争激烈的选战，其结果不是导致社会的分裂，而是增强了民族和社会的凝聚力。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讲，马来西亚的每一届大选都是政党的生死之争。但是，马来西亚在激烈的民主角力中保持了清醒。这次大选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新人新政的检验，而且反映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化的进步和胜利。这是更加值得关注的。
三、菲律宾大选：更理智的选举
在东南亚地区，菲律宾以推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而闻名。但是在马科斯统治时期，民主受到践踏。马科斯的独裁和反民主导致马科斯政权的垮台。1986年，总统马科斯选举舞弊，触发大规模示威，最后被“人民力量”推翻。2001年，总统埃斯特拉达涉嫌贪污，触发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最后菲军方倒戈，埃斯特拉达被迫下台，由副总统阿罗约接任总统。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原因，在过去的几次大选中，往往出现混乱的秩序并伴随着暴力。1998年的选举共有87人丧生，1995年有66人丧生。2004年的大选也不例外。据菲律宾军方12日公布的统计数字，自2003年12月15日进入大选期以来，菲律宾全国共有119人死于与大选有关的暴力事件，另有207人受伤。[10]在以往的选举中，常出现选举诈骗。候选人收买点票人员，把自己的得票数加大，或把对手的得票数减少；选区以外的人利用已死或已迁走的已登记选民的姓名投票。此外，明星效应突出。在选举中，明星甚至比政坛上的资深政治家占优势。缺乏从政经验的影星埃斯特拉达被选为总统就是一例。
2004年的大选是独裁者马科斯在18年前被推翻以来，菲律宾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大选。这次大选将选举产生菲律宾新一任总统、副总统，参议院一半议员、全体众议员以及1.7万多名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议员。
菲律宾全国大选于5月10日举行。全国4200多万选民在各地投票。经过1个多月的计票工作，由菲国会参、众两院22位议员组成的联合检票委员会在6月20日完成了选票的统计工作。时任总统的阿罗约得票1290多万张，领先主要竞争对手、著名影星费尔南多·波112万张选票。[11]与此同时，阿罗约的竞选搭档、参议员德·卡斯特罗在副总统候选人中的得票数也排名第一。
投票前,各种恐怖袭击、政治流言,甚至政变阴谋的传言不绝于耳。为此,菲军方向全国各选区派遣了7500名预备役人员,警方也派出约8万名警察为大选提供安全保障,并加派了3000名军警到首都大马尼拉地区重点防范。然而,此次大选却出人意料地平静,没有出现大规模群众暴动或流血冲突,更没有发生恐怖袭击。尽管投票结果公布后，反对党再次谴责竞选过程中存在严重舞弊现象，并威胁要发动“人民力量革命”，推翻阿罗约政府。但这一表态并未成为实际。
阿罗约在大选中获胜并非偶然。首先阿罗约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从政经验。阿罗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一位经济学家，又担任过政府官员。在执政期间，她一方面致力于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另一方面采取强硬措施打击包括绑架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并和平化解了2003年7月的未遂兵变。使菲律宾的治安情况逐步好转，经济也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支持阿罗约的普通民众也对她过去3年的执政表现感到满意。阿罗约的执政地位及掌握着包括选举署在内的国家行政资源，使她在选举中占有优势。其次，阿罗约推出了6点竞选纲要，旨在逐步改善国内的就业、水电供应、医疗、学校教育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获得弱势群体的支持。同时，阿罗约也一再对中上层企业界人士表示，希望他们选择正确的国家领导人，不要让菲律宾这几年来取得的进步出现倒退。阿罗约还承诺，在当选后组成有利于国家团结与和解的新政府，使新政府包括各阶层、各团体代表。此举也打动了一些反对派人士，在选举前纷纷改弦更张，投至阿罗约的麾下。[12]再次，反对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费尔南多·波是一名自由演员，不属于任何政党，也没有任何从政经验，但因扮演纯洁、富有爱心的英雄或正面人物成为菲律宾家喻户晓的人物。波在竞选期间一直未提交明确的竞选纲领，而且多次与媒体发生不和，使选民对他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
与上两次大选相比，2004年菲律宾的大选呈现几个特点，一是选举的运作正常和准备更充分。二是选民更趋于成熟。三是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更趋于理智。这对菲律宾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无疑将带来希望。
四、柬埔寨新国会和新政府的成立：民主进程的进步
2003年7月27日柬埔寨举行了国会换届选举。在新国会的123个议席中，人民党获73席，民阵和桑兰西党分别获得26席和24席。人民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但所占议席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二，根据柬宪法不能单独组阁。而民阵和桑兰西党则在大选后结成“民主者联盟”，拒绝与人民党合作组成继续由洪森任总理的新一届政府。国会无法运作，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府，形成政治僵局。
为了打破政治僵局，2003年11月5日，西哈努克国王出面召集人民党、民阵和桑兰西党三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经过长达5个多小时的谈判，三党领导人签署了一份由国王亲自以法文起草的会谈纪要，同意组成三党联合政府，同意洪森继续任总理，组成新政府。然而，第二天，人民党与民阵和桑兰西党结成的民主联盟就在是否确保洪森连任总理问题上翻了脸。协议墨迹未干便成了一纸空文。
面对民阵和桑兰西党成功阻止人民党组建新政府的现实，人民党检讨了削弱民阵政策的得失，重新审视处理由民阵和桑兰西党结成的“民主者联盟”的关系。并将“限制和削弱民阵”的方针调整为巩固和适当帮助该党发展的方针，减少民阵对人民党的不满和抱怨，以争取民阵，推动柬埔寨政治危机的解决。人民党对国家的有效控制，使它处于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而由民阵和桑兰西党组成的民主联盟，并无牢固的政治互信和联合的政治基础，对它们阻挠新政府产生的行为，日本、法国等西方大国也表示遗憾和反感。连政治上同情和支持桑兰西的美国，也主张尽快成立新政府。在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人民党转而表示愿意与民阵合作组建两党政府。
人民党立场的变化，打乱了民联的阵脚。政治压力的失效和人民党分权承诺，使民阵内要求与人民党合作的呼声陡涨，并很快成为主流。民阵的更多考虑是与人民党组建两党政府，才能保住民阵在各级政府部门中工作的近五万官员的职位。
在此情况下，柬埔寨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2004年3月，民阵主席拉那烈在事先没有与桑兰西磋商的情况下，单独会见了人民党副主席洪森。两人就两党合作，组建两党政府进行会谈，并达成初步共识：在新成立的两党政府中，人民党和民阵各自掌握的部门大体与上届相同。但是新政府将不再设联合部长，也不会增加新部。人民党提出要求取代民阵掌管新闻部，民阵则要求掌管国防部或者内政部中的一个。在准备设置的两名副总理中，人民党和民阵各一人，分别负责国家安全和经济事务。[13]
6月30日柬埔寨两个主要政党终于决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成联合组阁协议。协议将使现任总理洪森继续留任。洪森对记者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选择，柬埔寨王室、柬埔寨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14]
然而就在新政府即将成立时，又出现波折。7月8日和12日，在桑兰西党抵制的情况下，即将联合执政的人民党和民阵控制的国会和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宪法补充条款。该条款规定，新国会和政府的组成将用举手方式，以一次性表决通过，目的是打破僵局，为新国会和政府的组成铺路。柬埔寨国内外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是桑兰西党批评称，这是对宪法的背叛。对这项有争议的宪法补充条款，西哈努克国王拒绝签字，授权代理国家元首谢辛（也是人民党主席和参院主席）签署。有4个非政府机构扬言在13日到参议院和谢辛寓所前示威，要求谢辛不在宪法补充条款上签字。为防止示威演变成骚乱，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加强警戒。金边一时谣言四起，流传将出现“政变”。
国会15日如期召开，除桑兰西党议员外的96名议员出席了会议。新国会和新政府正式产生。“政变”谣言不攻自破。民阵主席拉那烈和人民党副主席洪森分别蝉联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新内阁成员16日宣誓就职。洪森在新政府成立当天表示，未来10到20年，人民党与民阵联合执政是必要的。洪森罕见地公开承认在处理与民阵关系方面存在错误，他将对新政府工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5]
自2003年7月国会大选以来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政治僵局终于打破。新国会和新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持续一年的政治僵局的终结。柬埔寨虽然还存在不稳定因素，或者还会出现新的政治纷争，但民主进程已不可逆转。
在2004年柬埔寨民主进程发展中的另外一件大事是西哈努克国王的退位和新国王的产生。
2004年10月7日，81岁的西哈努克国王宣布退位，理由是自己的健康问题。西哈努克国王的退位声明在柬埔寨引起轩然大波，各界人士反应强烈。在柬埔寨朝野各界劝说西哈努克国王收回退位声明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应对这一突变，2004年10月8日召开的国会特别会议上，103名议员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由9名成员组成的“王位委员会”，负责挑选国王继承人。委员会成员包括洪森总理以及西哈努克的儿子、民阵领导人拉那烈亲王。
根据柬埔寨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国王为终身国家元首、国家军队最高司令、国家统一和永存的象征。国王在位，但不掌权。王位不能世袭。在国王逝世、退休和退位后7天内，由王位委员会从柬埔寨三大王族后代中选出新的国王。虽然西哈努克无权指定继承人，但他还是公开表态，支持他的小儿子西哈莫尼亲王继承王位。他表示：“西哈莫尼立场中立，不介入政治，也不属任何党派。这适合柬埔寨的现状。”在此之前，西哈努克的长子拉那烈亲王已表示他愿在政坛上为国效力而不愿意继承王位。西哈努克国王的提议，还得到洪森总理的赞成。拉那烈亲王也已表示，他支持弟弟西哈莫尼继承王位。根据这些情况，在10月14日柬埔寨王位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9名王位委员会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推选51岁的诺罗敦·西哈莫尼为柬埔寨王国新国王。[16]柬埔寨历史上在位最久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终于退位，西哈莫尼王子继承王位，并在10月29日举行了登基仪式。
柬埔寨新国王在和平、安宁的气氛中产生了。它的产生完全按照柬埔寨宪法的规定行事，没有出现人们原先所担心的王位争夺战。西哈努克创下了在世国王全身而退的先例，避免了国家没有继承人的“君主宪制危机”。柬埔寨王位继承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稳妥解决，不能不说是柬埔寨政治民主化进程结出的一个丰硕成果。
五、新加坡领导人的更替：领导层自我更新的实现
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的民主化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特点。有学者认为，一方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党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稳定的压倒性多数，从而在多党体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着一党权威体制的长期独大地位。[17]这种介乎于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特殊政体模式，使它在执政党领导人的更替问题上容易取得一致意见，而且不会对社会产生大的震动。2004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辞职和李显龙的继任就是一个实例。
早在2001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就说过新加坡如果能成功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他准备在二到三年内卸任。吴作栋重申，副总理李显龙是他的继承人，他不认为李显龙会面对任何竞争者。他形容已从政17年的李显龙副总理是一个非常能干、思维敏锐、很有逻辑头脑的人，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18]2003年8月吴作栋又表示，他可能会在2005年辞职。他辞职后，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显龙将成为新加坡新总理。他说：“没有人会怀疑李显龙的才干。”[19]
2004年5月31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表示，在29日的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副总理李显龙出任下届政府总理的决定。声明说，吴作栋总理早些时候曾表示，新加坡经济已经复苏，增长态势强劲，现在应是交接的最好时机。因此，他建议部长们开会决定总理接替人选问题。声明的发表，反映了李显龙接任总理问题已经在执政党内顺利解决。
由于李显龙是李光耀的儿子，有人批评选择李显龙是“家族政治”。针对此说法，吴作栋表示，选择李显龙作为他接班人的整个过程非常透明。吴作栋表示：“不是他的父亲选择他，更不是我，他必须经由他的同事和国会来选择。”[20]
吴作栋8日向国民发表告别电视讲话时称：“有计划、有秩序的过渡是新加坡的特色。在其他国家，政界人士利用社会上分裂的各派力量来争取当选，在这个过程中，也造成了他们国家的分裂。我称这种现象为‘分歧政治’。”吴作栋还说：“在新加坡，政治领导人不会为个人权力或利益而争斗。相反，他们动员全社会力量为国家的集体利益服务。这样的‘政治协商与一致’，是我们最好的选择。”[21]
8月10日新加坡总统接受了吴作栋的辞呈，这一决定立即生效。随着吴作栋的辞呈正式生效，8月12日，担任副总理长达14年的52岁的李显龙被正式任命为新加坡总理，成为新加坡第一实权人物。李显龙还同时兼任财政部长，这在新加坡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李显龙多年来在经济领域成绩的肯定。
吴作栋在对民众发表的讲话中希望民众支持李显龙，他说，“显龙和第三代领导班子将会面对更艰巨、更严竣的挑战，因为世界局势已变得更难以预测，全球经济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我对李显龙和他的团队有信心。他们正准备把我们国家带到一个新高度。但他们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力量办到，他们需要你们的全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共同努力让新加坡飞得更高。”[22]
新加坡第三任总理李显龙和他的内阁部长12日宣誓就职，为新加坡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在庄严隆重的新总理及内阁宣誓就职仪典上，李显龙表示，要把新加坡建成一个避风港，让国民感到安全和家的感觉。卸任总理吴作栋在内阁担任国务资政，协助处理国际事务；资政李光耀继续留任内阁资政。
新加坡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了领导层的自我更新，领导权从第二代领导人传到了第三代领导人手中，成为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地区和世界形势多变的时代，新一代领导人如何领导新加坡人民继续开拓、发展将是对新领导人的考验。
注释：
[1]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8月12日。
[2]《联合早报》2004年7月5日。
[3]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4年7月5日。
[4]《联合早报》2004年7月7日。
[5]Compass ，September 22，2004.
[6]The Strits Times October 6，2004.
[7]The New Straits，March 4,2004.
[8]《南洋商报》2004年3月22日。
[9]《人民日报》2004年3月23日。
[10]Manila Times ，May 13，2004.
[11]《人民日报》2004年6月22日。
[12]新华社马尼拉6月24日电。
[13]《联合早报》2004年3月30日。
[14]《柬埔寨星洲日报》2004年7月1日。
[15]《联合早报》2004年7月19日。
[16]《柬埔寨星洲日报》2004年10月15日。
[17] 萧功秦：“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兼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一期。
[18]《联合早报》2001年11月23。
[19]《联合早报》2003年8月18日。
[20]《中国日报》2004年6月2日。
[21]《联合早报》2004年8月9日。
[22]《联合早报》2004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