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明
“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
从我国整体来说,已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有较大提高,已有一定的"走出去"的物质基础和必要保障。我国的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已居世界第六位,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10万亿元。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我国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已从100多位上升到46位。[1]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1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来看,我们已进入了有系统的对外投资时期,正向着大规模对外投资发展。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必要保障。
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输出资金,中国资本正在给全球各个投资目的地带来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据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企业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7470家企业,中方直接投资金额超过332亿美元。[2]在这些企业中,非公企业占了一定数量。本文试以我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为例,探讨我国非公企业赴东南亚投资办厂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一、东南亚已成为我国各类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地之一党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各类企业陆续走出国门,赴海外投资。其中东南亚地区已成为我国各类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选择地。其原因在于:
第一,东南亚临近我国,交通往来便利。东南亚地区共有10个国家,其中的越南、老挝、缅甸与我国云南省接壤。泰国隔缅甸与云南省相望,离云南省的最近距离仅200公里。越南还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从海路可直接抵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2001年开通的澜沧江-湄公河航运,已将云南和缅甸、老挝、泰国连接起来。而从云南、广西陆路出境即可到越南、老挝、缅甸,进而进入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我国主要城市则早已开通了到东南亚各国的航线。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已形成了海、陆、空、水立体交通网。因交通的便利,我国企业赴东南亚投资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第二,东南亚地区是人类的一块资源宝地,具有可开发的十分丰富的各类资源。东南亚整个地区的森林平均覆盖率达48%,盛产贵重木材柚木和其它贵重树种。东南亚是世界大米主要产地和出口地。东南亚地区的天然橡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5%左右。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天然橡胶来自马来西亚。世界市场上四分之一的椰子出自菲律宾。菲律宾的马尼拉麻和吕宋烟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此外,东南亚还盛产木棉、胡椒、木薯、金鸡纳霜、油棕、甘蔗、菠萝、香蕉、波萝密等热带经济作物和兰花等热带花卉。在矿产方面,中南半岛是世界上最大的锡钨矿带之一。泰国的锡矿储量居世界首位。全世界五分之二的锡产自马来西亚。印尼是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印尼石油储量不但在东南亚居第一,而且其原油含硫低,质量好。是我国主要原油进口地之一。印尼,文莱、马来西亚是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它们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二。缅甸、泰国的宝石素为世人所赞誉。此外,东南亚还蕴藏有数量可观的钨矿,铜矿、煤矿、铬矿、锰矿、石灰石等矿产。东南亚地区的不少资源,是我国急需的资源。在国内一些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赴东南亚投资,利用东南亚的丰富资源生产国内或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不但有利于各类企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第三,东南亚国家总体上政治稳定,政治风险相对较低。虽然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局出现动荡,但并未造成整个地区的起伏。正因为长期保持稳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近20年来,东南亚地区原有的一些"热点"逐渐消逝。相对其它地区,东南亚政治环境相对和平、稳定。因此,我国赴东南亚投资的风险相对较小。
第四,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战后50多年来,东南亚国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原东盟五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其中的新加坡已成为新兴工业国。其它四国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东盟新成员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四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经济发展滞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几个国家开始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使经济有所好转。经过多年的努力,这几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1997年发端于泰国的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打击。面对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东南亚各国采取多种措施以克服困难,努力振兴经济。到2002年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已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正在实现复苏。
东南亚各国在发展经济时,都把吸引外资作为重要内容。为了吸引外资,它们制定了优惠的外资政策,其中柬埔寨、越南的外资政策甚至被认为是亚洲"最具吸引力"、"最开放"的政策。老东盟成员国的外向型经济及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都使它们迫切需要加强与外国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东南亚各国争相吸引的经济合作伙伴。近年来东南亚各国不断派出招商团到我国招商,吸引中国投资者,有利于我国企业到东南亚投资,开拓国际市场。
第五,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各类企业"走出去"到东南亚投资的政治保证。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往有数千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订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是中国首次和东盟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文件,将为中国与东盟关系在新世纪全面、深入、稳定、持久的发展提供重要指导。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对我国企业赴东南亚投资奠定了牢固基础。第六,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相近,双方容易交往。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东南亚国家人民与我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基本相同,生活习俗近似,沟通容易。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设厂容易适应当地环境。
由于上述原因,赴东南亚投资的我国各类企业日渐增多。据估计,中国企业在160多个国家投资设立的7000多家企业中,在东南亚10国投资的中资企业就占三分之一。单在新加坡注册的中资企业就高达1100多家。[3]总资产达110亿美元。[4]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投资办厂的中国企业都分别在200家以上。总之,东南亚已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要地区,是继中国香港、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海外投资目的地。可喜的是,一些非公企业正成为"走出去"的生力军。由于非公企业近十年来发展迅速,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显著增强,一些非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踊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兴力量,个别非公企业取得了突出成绩。
二、非公企业在东南亚投资办厂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办厂取得一定成绩,但据有关资料,从投资效益来看,赢利的、基本持平的和亏损的中资企业各占三分之一。非公企业中赢利的更少。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在东南亚投资的非公企业规模小,投资额少,开拓当地市场的能力差。
我国在东南亚投资的各类企业数量中,非公企业占一半以上。但除象四川力帆集团那样的非公大企业外,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在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绝大多数。如果以合资企业中方投资不超过50%计算,中外双方投资也不过是100万美元。就投资额说,低于发展中国家45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由于规模小,资金有限,开拓东南亚市场的能力也受到限制,无力拓宽业务。同时,由于企业经营规模小,在对外投资中抵抗风险、管理风险的能力比较低。碰到非企业自身因素造成的风险,如政治风险、社会治安风险等,几乎没有任何防范承受的能力。
2.非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较低。
要进行跨国经营,需要有较高的竞争力,但在东南亚投资的非公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缺乏新产品研究与开发能力,更缺乏名牌产品,大多是从事低技术的简单加工性生产,难以壮大发展。企业的行为脱离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律与国际贸易的惯例,就很难有竞争力。
3. 缺乏跨国经营人才。
在东南亚投资设厂,人才是一个大问题。跨国经营是项复杂的工作,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投资者都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包括对国际惯例的基本知识、企业管理知识、与国外各方面沟通的本领和知识、通晓当地国的语言等等。但是在东南亚投资的我国非公中小企业严重缺乏这类人才。一些投资者本身受教育程度低,缺乏跨国经营需具备的知识和条件,难以适应在国外投资设厂的要求。由于人才缺乏,非公企业很难在东南亚站稳脚跟,打开局面。
4.对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缺乏深入了解。
我国一些非公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惨淡经营,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投资国投资环境的了解。调查显示,我国大约有三分之一行业和一半以上的企业对国际标准体系和营销惯例等不甚清楚。[5]非公中小企业由于受自身人力、财力、物力条件的约束,对投资国的金融政策、外汇管制、税法、劳工法律、资金管理等往往了解不全面,未能对当地市场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对有关经济政策的变化反应不敏感,难以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一旦风险来临便无法应对,难以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不少非公中小企业不懂得委托有关国际咨询公司专家提供投资咨询意见的重要,仅凭自己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或听一些朋友介绍、帮忙,就贸然投资。宁肯花大笔经费用于请客吃饭拉关系,而不愿请专家咨询进行科学决策,结果不是上当受骗,就是投资经营失败。在东南亚国家不少开设餐饮店的企业缺乏对当地饮食习惯的了解和研究(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终年气候炎热与我国饮食习惯存在较大差别),照搬我国的烹饪方法,结果只是开张新鲜一头,难赢回头客。
5. 非公中小企业对投资东南亚存在误区。
一些投资者误认为有了国内经营企业的某些经验就可以在东南亚国家扎根。其实,从管理手段和经营方式来看,不少非公中小企业在国内大多实行家族式经营,这些企业在国内是封闭式经营,信息缺乏,没有建立健全有效的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在东南亚投资时,往往把在国内经营企业的做法,甚至某些不规范的经营模式带到东南亚。以致有的企业无视所在国的会计、税收法规,我行我素,引起当地政府的不满,进而使企业受到歧视,加剧经营的困难。一些投资者误认为,在国内可以靠"白手起家",到东南亚只要大胆"闯",也可以闯出一片天地。不知国外与国内环境的天壤之别。脱离实际的"闯"并未带来效益。一些投资者误认为东南亚的新东盟成员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经济落后,对商品的要求不高,到这些国家去投资,就是把国内多余的生产能力和落后的设备转移出去,生产的商品可以轻易占领当地市场。结果大失所望。有的投资者误认为,到东南亚经济落后的国家投资商机大于相对发达的国家。殊不知,这些欠发达国家经济文化相对水平低,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往往缺乏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政策变化快,税收体系不够完善,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较差,基础设施又不尽如人意,因而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更大。
6.从客观上说,国内对非公企业海外投资的服务意识和服务工作做得不够。
政府的指导、管理和服务是企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成功的重要一环。但目前我国政府和相关中介组织还不适应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服务要求。政府重管理轻服务的观念和行政方式还未完全转变过来,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服务的意识不强。国内有优势的产品和项目无法及时得到投资机会,国外的多种投资机会和需求信息也无法及时反馈到国内,即使有部分反馈,也是由政府部门垄断,很难直接到达企业。这种状况,使非公企业难以避免海外投资的盲目性。此外,企业反映较多的审批手续复杂,重审批、轻管理、以批代管等现象严重。这些问题在一些地区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挫伤了非公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
三、对非公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应对措施鉴于我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办厂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以改变这种局面。笔者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要在深化改革,增强企业实力上下功夫。
从我国一些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实践来看,只有具备一定实力、产品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有竞争力,资金雄厚、有一定国际商务经验的企业才比较适合到东南亚投资设厂。"走出去"绝不是转移落后。只有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健全有效的人事、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企业实力,企业才有"走出去"的爆发力。只有加强企业自身的改革,在增强企业实力上下功夫,才能为走出去创造条件。
第二,要在大力培养人才,提高人员素质上下功夫。
非公企业人才严重匮乏,是影响非公企业在东南亚以及其它地区发展的一大制约。非公企业要想在东南亚站住脚,必须始终把培养人才,提高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营销人员乃至普通员工的素质放在重要位置。首先是重视培养一批懂得国际营销,懂得国际惯例,懂一些外语的人才。有高素质的经营者、管理者是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首要条件。否则,虽有资金投入,但缺乏开展跨国经营的人才,投入的资金就有可能"打水漂"。重视培养人才,人人会说,真正行动起来并非容易。对非公企业普遍欠缺的这一问题,必须从长远打算,下功夫加以解决。
第三,要在重视信息,加强对国外市场及投资环境的了解上下功夫。
要在东南亚投资,就必须了解东南亚的投资环境。"走出去"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对国外政治、经济形势、风俗习惯、法律法规、国际惯例、资金运用等问题进行仔细研究。既要研究宏观方面,也要对两国的比较生产成本、企业特有要素收益、出口销售的额外成本、国外生产的额外管理与协调成本等微观条件进行比较,按照跨国经营决策模型等科学方法作出决策。对国外市场、投资环境的了解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跨国经营的成败,来不得半点马虎。非公企业由于人力资源有限,对投资环境的了解往往只停留在表面,难以做到深入。在这种情况下,要学会充分利用有资信的中介咨询机构的帮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必然失败。这是众多的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公)海外经营的最大教训。非公企业决不可忽视对国外市场及投资环境的了解。"走出去"前,一定要在调查了解国外市场及投资环境上下功夫,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就政府层面来说,应在为非公企业"走出去"服务上下功夫。
政府应该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例如简化审批手续,保证人流、物流畅通。提供信息,帮助企业了解国际规则,开展跨国业务,以解决企业信息不畅的难题。加强政策指导。帮助企业解决境外投资的资金融通问题。向国内企业进一步下放境外投资权,改进审批管理制度。完善对境外投资的资金、外汇、税收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鼓励政策。诚然,以上所述,只是对非公企业在东南亚投资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还有一些问题也值得探讨。需另文讨论。
注释:
[1]《人民日报》2004年10月14日。
[2]《北京青年报》2004年10月5日。
[3]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7月9日。
[4]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10月12日。
[5]《中国质量报》2003年2月12日。
(2004中国非公经济论坛论文集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