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浪潮，亚洲区域贸易自由化迅速兴起。作为经济迅速崛起的大国，我国也加快了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亚洲地区新一轮的区域化浪潮，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亚洲区域贸易自由化迅速兴起

近年来，全球性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迅猛发展。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到2005年9月，全球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已多达334个，其中以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为主要形式。目前，各种区域性贸易集团所含盖的贸易量已占全球贸易量的50％以上。尽管亚洲地区启动RTAs的动作较迟，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加快了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首先，亚洲局部的区域贸易自由化方兴未艾。虽然亚洲地区整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但该地区局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较快。东盟最早启动了亚洲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它经历了从特惠贸易安排到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再向经济共同体迈进的过程。自1978年起，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实施了15年的时间。从1993年起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启动，到200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初步建成。2003年10月，东盟各国同意在2020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1] 2000年11月，中国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宏伟构想。时隔一年后，双方领导人宣布决定在20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11月，双方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2] 2005年7月20日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降税计划正式启动，中国与文莱、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等东盟6国相互实施自由贸易区协定税率。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加速，印度—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2011年建成）、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2012年建成）、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9年建成）的进程相继启动，南亚区域合作组织7国的自由贸易区也应运而生。此外，各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涌现。目前，目前，新加坡已与新西兰（2000年11月）、日本（2002年1月）、欧洲自由贸易协会（2002年6月）、澳大利亚（2003年2月）、美国（2003年5月）、约旦（2003年6月）、印度（2005年6月）、韩国（2005年8月4日）、巴拿马（2006年3月）正式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泰国已与印度（2003年10月）、澳大利亚（2004年7月）、新西兰（2005年4月）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结束；韩国与智利签署了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又与新加坡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与日本、美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其次，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容广泛。与以往区域贸易自由化形式不同，新兴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形式的目标和内容更为广泛而多样。除商品贸易自由化外，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重要方面。它突破地区和距离的限制，协定双方的非对称性，强调与WTO规则相一致，并在内容上超越WTO范围。[3]东盟自由贸易区涵盖的领域从贸易扩展至服务、投资以及其他经济合作领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超越了单纯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其他经济合作成为谈判的重要内容。新加坡与日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亚洲首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两国所承诺开放的程度超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协议范围。根据该协定，能享有免税优待的产品占目前新日双边贸易的98.5%，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规定只须覆盖65%左右；新加坡和日本所承诺的免税产品比率分别为100%和77%，而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下双边所承诺的免税产品比率分别为70%和34%；两国在开放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也远超过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规定，新、日分别承诺开放88.5%和86%的服务业领域；该协定不仅包括了传统货物和服务贸易，而且涵盖了知识产权、金融服务、通讯、海洋运输、科学与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旅游业、医疗、教育服务等。[4]

第三，东盟主导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于亚洲地区经济、政治和历史等错综复杂的原因，该地区难以形成以大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在这一特殊条件下，东盟区域组织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力量。东盟最早启动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从特惠贸易安排到自由贸易区、再向经济共同体发展。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中，东盟一直扮演着区域化的领导角色。正如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所说，东盟在参与构建新亚洲时，必须进一步整合和强化本身的体制，以在变化的亚洲新格局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进而成为新亚洲的中心。[5]

亚洲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兴起，是全球性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迅猛发展为背景，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地区影响的产物。究其原因主要有：全球化的压力迫使各国政府和企业通过扩大市场、增加竞争和引进外国资本与技术来实现经济效率；希望获得某一重要市场的更可靠的进入条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联合提高竞争力和国际地位；WTO谈判灵活性的减弱和各国战略性FTA的出现形成在WTO框架下的更强有力的贸易集团；出于为提高开放度所需改革提供国内动力的需要；当心在区域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等。[6]

二、有关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为应对亚洲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兴起，有关国家根据各自的经济政治利益，调整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东盟、日本、韩国、印度等均积极寻求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战略、目标模式和优先顺序，加速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依据自身内部的经济状况，努力探索区域合作的模式，并逐步形成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在积极推进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东盟倡导中、日、美等大国多边卷入，以促成区域内三角战略均衡的格局。长期以来，东盟对外一直倡导各国多边卷入，实现大国均衡的战略。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格局的解体，该区域出现了中、日、美三国相互制衡局面，东盟在其间处于主动的地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的国际地位下降，区域经济合作近乎停滞。直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日、美、澳、新等大国才纷纷卷入这一区域经济合作的浪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成区域内中、日、美三角战略均衡格局的出现，这是东盟意料之外的最佳选择。在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东盟十分强调在区域经济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东盟领导人认为，由于东盟整体经济实力有限，东盟首先必须加强内部团结，实现东盟自由贸易区，然后再循序渐进将其范围扩大，否则东盟可能在亚洲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被“吞噬”。由于中、日、韩3国的综合经济实力远超过东盟，若东盟同意建立东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盟势必会被边缘化。因此，东盟必须分别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一一谈判，以便维持东盟自主的地位。[7]

在全球性区域贸易自由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长期以来，日本贸易政策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为中心。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的贸易政策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转向以WTO框架的多边主义和区域FTA的双边主义并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01年通商白皮书》中指出，随着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灵活性的减弱和各国战略性FTA的出现，日本已不能仅仅依靠世贸组织，认为WTO的多边主义和FTA的地区主义，将促进世界性贸易自由化的发展。2002年10月，日本外务省制定了“日本的FTA战略”，确定了日本实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日本与其他国家实现FTA的战略性优先顺序，依据“经济、地理、政治外交和实现可能”等标准加以判断，其中政治外交和实现可能的标准尤为重要。日本首先是追求与韩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其次是在日本企业处于劣势的墨西哥，中长期将致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目前，日本已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与韩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在进行。

早在1999年11月，韩国就提出了中日韩与东盟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的设想，并建议成立“东亚展望小组”来探讨未来东亚合作问题。2001年，韩国又主张将“10+3”机制改为“东亚峰会”，最终建立“东亚共同体”。中国与东盟决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韩国政府希望尽快将自由贸易区的范围扩大到韩国和日本。2003年2月，韩国与智利签署了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接着3月，韩国与新加坡的联合研究小组在汉城举行首次会谈。韩国认为，新加坡是继智利之后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化的第二个最理想国家。2004年1月，韩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首轮谈判正式启动。同年12月，韩国与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正式展开。2004年11月，韩国与东盟领导人决定在2009年建成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已正式签署了货物贸易协定。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盟的崛起，印度就已意识到东盟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印度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东进”政策（Look East policy），着手恢复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印度与东盟从1992年的有限部门合作对话到1995年成为全面合作对话伙伴，1996年印度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当中日韩与东盟确立了“10＋1”和“10＋3”合作模式后，印度领导人意识到，在其他亚洲国家与印度毗邻的东盟携手合作时，印度成了地区大国中唯一被抛开的国家。2002年11月，在柬埔寨举行了首届印度－东盟领导人会议，成为继中日韩之后单独与东盟举行领导人会议的国家，第四个“10＋1”机制正式形成。2003年10月，在第二次印度－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印度紧随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正式签署了《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印度－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

此外，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也引起美国官方的密切关注。美国在该地区的立足点仍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坚持泛太平洋经济合作，避免该地区建立类似“欧盟”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为此，美国提出要发展与东盟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并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美国出现重返该地区的迹象。2002年10月，美国宣布实施“推动东盟贸易计划”（Enterprise for Asean Intiative，EAI），发展与东盟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在这一计划下，不设时间表，由东盟成员国依自己的时间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最终达成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的目标。美国建议，东盟成员国可按照三个步骤落实与美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目标。这三个步骤是先申请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接着争取与美国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最后是走向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美国政府提出，目前东盟成员国中的越南、老挝等还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美国将大力支持它们争取加入世贸组织。至于印尼、菲律宾已经与美国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泰国则在2002年10月与美国签署了这项协定。在东盟10国中，只有新加坡与美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正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其他东盟成员国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以美新自由贸易协定的高标准为依据。

三、中国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面对着亚洲经济一体化迅速兴起，我国必须进一步调整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战略，选择阶段性目标模式和优先顺序，实施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应对措施，以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积极调整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战略和优先顺序。

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形式，是新世纪我国对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极大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摆脱我国长期游离于区域和次区域贸易集团之外的不利境遇，为我国经济发展寻找新的空间。中国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综合效应大于微观效应，中长期利益大于近期利益。当前，应借鉴和吸收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根据我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利益，参照合作伙伴的区域化战略的优先顺序，调整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全方位、多层次和有步骤地推进参与区域化的进程。与对外贸易市场多样化战略相结合，开展与那些我国重要贸易伙伴或具有一定国际经济地位的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与国际资源战略相结合，推动与某些石油、特殊金属矿生产地关税主体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与“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相结合，寻求与那些我国重要外资来源国和对外投资国的贸易自由化谈判。进一步推动多层次的区域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如论坛性的区域化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制度性的区域贸易协定（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贸易协定》[1]、其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 等），以及战略性和松散型的区域合作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等。目前，我国实施区域贸易自由化战略的优先顺序，应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两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先，加快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谈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认真借鉴全球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经验选择我国的发展模式。

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关键性的问题。例如，如何选择理想合作伙伴，参与多少项RTAs为好，如何处理重叠式RTAs带来的问题，怎样克服以往南南RTAs的缺陷推进新型南南合作型区域化形式的发展等。我国在选择区域贸易安排对象时，应以由易到难，循序发展。目前，我国推进的区域贸易自由化以南南合作型居多，应该借鉴发展中国家区域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寻求南南合作型区域化的新模式。同时，尽早与欧盟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等建立南北合作型的区域化形式。进一步推动现有区域一体化形式的调整与升级，可以《亚太贸易协定》为基础，推进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与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安排；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促进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由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较之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更易于建立和实施，应成为未来我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

第三，制定和实施各部门和企业应对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策略。

如果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那么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将进一步提升国内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有关部门对此进行大量的工作，而对中国加速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各部门行业缺乏必要的前期准备，大多企业对此也不甚了解。由于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成员国将获得比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更优惠的贸易安排，降低了区内生产的成本，扩大了区内企业的市场。另一方面，在低关税水平下，双方拥有比较优势产品将会大量涌入对方市场，对于对方同类比较劣势产品形成较大冲击。因此，必须进一步探讨我国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对不同产业部门、行业和企业的影响，未雨绸缪，采取对策。（《亚太经济》200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Denis Hew(ed.)（2005）.Roadmap to an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pp.13-15.

[2] ASEAN Secretariat（2004）. Agreement on Trade in Goods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Z]. http://www.aseansec.org/16646.htm.

[3] 世界银行：《2005年全球经济展望：贸易、地区主义和发展》（中译本）[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4] Rahul Sen(2004).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Southeast Asia[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27－37.

[5]《亚细安进一步整合将成为新亚洲中心》[N]，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年7月26日

[6] Maurice Schiff L.Alan Winters著：《区域一体化与发展》（中译本）[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7] 杨荣文：《若同意建立“10＋1”自由贸易区亚细安势必会被边缘化》[N].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