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作用
人们常认为要提高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去创造一个友好有益的商业环境是很重要的，因此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政府有权力去建立正确的宏观经济和制度环境，从而增加小企业的发展信心，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和一个透明的稳定的可预测的法律和商业框架。因此，这也意味着政府有权力打破大企业或集团形成的垄断、求大于供的市场情况或卡特尔。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应该为公司的横向发展让出空间，让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形成竞争。
除了以上的间接作用，政府也应该积极地帮助小企业发展。在小企业面临了最多的诸如技术、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融资和信息等方面问题的地区，政府也可以提供一些精心计划或设计的辅助设施和援助设施，这些设施应该是有效节约成本的。这些措施的落实应该得到社会、经济和机构的支持。因此，有了这些支援，小企业就能够处理好他们一般困难，如缺少资金、技术过时、缺少熟练的人力、无经验的管理，缺乏进入产出和投入市场的途径，包括市场和商业信息。
这样的框架包括一些公司法律，关于金融机构、市场、投资（含外国直接投资）商业规则，透明的适中的公司税收结构等方面的法律。这样的一些要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尼发展得相当不健全，在全球竞争的时代中，拥有一个完善的法律和商业框架显得非常必要。特别是当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一切方面（包括政府力量）非常强大形成了超强权力时，小企业更需要保护。
政策分析
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如贸易、财政、工业化、劳动力政策及直接政策控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个体生产商和企业家行为和他们获取资源技术市场的途径，从而影响到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和市场功能。在印尼，小企业发展的模式和他们面临的问题的本质同工业化、贸易政策和政府的工业直接支持政策息息相关。其中，贸易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工业支持政策是政府工业化政策的一部分。
通过分析，在评估政策对小企业的影响作用时，根据一些政策特征（方向、目的、作用），现行经济政策可划分为三类即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政策。一般地，经济政策如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方向性越强，对小企业的影响就越趋于间接性。中观政策可以是部门性的（如工业农业政策），也可以是或地区性的（例如，印尼经济发展政策更偏向于东部省份）。
实际上，小企业不受个别政策单独影响，而是由三类政策共同作用，或者说，一种政策对小企业的影响要依赖于其他两种政策的强度，这种依赖性对同一类型政策的两种要素的相互影响依然有效。
在宏观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四种要素是货币、财政、工业化和贸易政策。货币政策通过改变利率、汇率、银行信贷额度来影响小企业的生产活动。财政政策对小企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政府在一些对小企业的产品有需求的工程计划上的财政支出，或通过增加公务员的薪水，这对小企业的产品有积极的需求拉动作用。工业化政策对制造业部门所有的工业的发展增长都有直接的作用。贸易政策对进出口增长有直接影响，从而影响到小企业的产品产量和贸易活动。
在一些文献中常提到有关小企业的需求拉动政策中，贸易政策确实对小企业产品需求有重要刺激作用。如果小企业同所谓的“增长发动机”（包括对外贸易）有关联，那么小企业就会发展。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经验表明，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用行政政策代替了市场力量。增加出口对打破国内市场障碍有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国家小企业通常被高估的汇率、外汇控制系统和偏向于刺激大中型企业的出口政策而被拒之门外。而且，在印尼新秩序制度下，关税保护作为实施进口替代贸易政策中的一项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在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使用频率最高。在这一点上，Snodgrass 和Biggs建议，通过小企业动态效率的扩张，重新调整的贸易政策会产生一种先进的进口替代模式。
中观政策可以是关于收入/工资、生产力、教育（人力资源发展）、技术的使用或选择、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某一特定部门的信贷等方面的部门政策。这些政策影响了生产活动，从而影响了部门的收入水平。
在各种部门政策中，农业政策不管在需求方面还是在供给方面，对小企业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从需求方面来说，农业是小企业、尤其是乡村的小企业产品的基本需求来源，小企业通过消费作用同农业紧密联系着，但生产效应同样重要。就象前所叙及的对外贸易，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影响，农业也是小企业一个重要的增长推动器。（Snodgrss和Biggs,1996）。因此，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政策会对小企业产出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但是Snodgrss和Biggs(1996)又指出，尽管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一般很关键，但在这些政策对小企业产品需求的影响也同样很大的情况下，就应该考虑一下，这些政策的性质和构成。例如，Haggblade在1989年的研究中就指出，小企业从大庄园增长中获得的收益，不如从中小农场主那里所获得利益多。
中观政策也可以是地区性的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关于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的贸易活动，同时，这些贸易活动又影响了特定地区小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活动。
微观政策是针对企业的政策。在印尼，微观政策有两种，即小企业信贷政策（如附带或非附带的津贴信贷计划）和关于小企业与大企业联系效应的政策。
大多数要素市场政策通过价格对小企业的生产、就业和小企业增长有间接作用。举例说明，在资本市场，汇率、利率、关税和进口税都影响资本品价格，这样，小企业就必须比大企业就同一商品付出更多。因此，这样的政策对小企业和大中企业会有不同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最低工资制、劳动法，政府官员薪水结构，劳动力基本税和影响工会政策都影响小企业付给雇员的工资。至于原材料投入品，进口税、外汇管制、投入品价格控制都影响着投入品价格，这样，小企业付出的就不同于大企业所付出的。
然而，制度性政策对小企业的影响是直接的，它影响着不同类型企业的相对盈利能力。例如，印尼在苏哈托统治期间，大公司/集团拥有垄断特权，并且只有一部分大公司才可以从政府获得进口必须品的许可证，这中做法会降低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
产出市场政策通过价格也在影响了企业。例如，关税有效保护，汇率和出口税或通过进口品价格，或通过小企业产品的产出价格影响国内市场对小企业产品的需求。另外，不同保护层次上的贸易政策，不同的出口税率，不同的外汇汇率和一系列的财政价格政策都会通过影响部门间收入分配，从而影响到市场对小企业的产品的需求。说起部门间的收入分配，由于考虑到小企业，所以不仅有必要在此谈谈部门间的，而且有必要谈次部门间（制造业）的收入分配。例如，如果出口品和饮料制品（其加工程序主要由小企业承担）的关税高于汽车出口（其生产由大企业控制）的关税，这样的贸易政策会减少小企业的出口。
举例说明收入分配政策对小企业产品需求的影响，如果政府以转移支付给穷人的方式增加它的支出，那么这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对小企业的产品的市场需求有积极的影响。或者，如果最终产品的价格控制政策导致小企业产品的价格低于大中企业出口同样产品的价格，这也会对小企业产品需求有积极影响。
在印尼工业化和宏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对其进行了干预。这种干预程度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了顶峰。自从鼓励工业品出口和增加工业效率政策措施以来，尽管有过几次主要改革，但这种干预制度仍然阻碍了有效的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自从80年代中期的经济政策以来，这种保护不再象70年代一样是工业化政策的主要特征。但至到危机前夕，许多大企业（集团）仍然受到保护，避开外国竞争者。一些观察家总结认为，尽管改革通过一系列政策解除了管制，印尼的宏观经济气候是继续支持大规模、进口替代工业，这导致了在制造业中的特定次部门和特定地区的投资集中。
回顾从1996年新秩序政府统治以来的印尼经济发展史，这一时期，印尼经济发展是从1969年的经济五年计划开始的，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那时，采取这种战略是希望能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自从那时，建立起许多生产非传统消费品的（从前靠进口）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工业。通过这种进口替代工业政策，国内的产出市场、中间产品、资本品和原材料市场被扭曲。人们发现，一些进口资本品、原材料和民族进口替代工业所需的名义关税保护税率非常低，甚至是负的，但对生产可耐用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名义关税保护税率非常低。
70年代中期印尼开始了它的第三阶段进口替代战略，从进口消费品工业转移至进口替代生产工业。建立起许多生产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大规模、资本非常密集型工业。人们常发现在这一阶段，就象第一阶段一样，一些国内工业需要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当时，国内仍无法生产）的名义保护关税税率相对较低，而其他的国内能生产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名义保护关税税率相对较高。
总之，这样“瀑布倾泻”式的名义关税保护税率的制度形成了关税有效保护的结构，这种有效保护对印尼国内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尤其是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而支持了国内没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如工程和资本品工业）。而且，这种关税保护的分散性扭曲了次部门间生产资源的分配。
印尼在70年代实行的这种政策的经验也表明了有效保护趋向于大中企业集中的制造业部门，而对小企业的有效保护相对低或是负的，这表明那时的保护结构趋向于支持制造业次部门的要素吸收和产出增长，而这些部门主要由大中企业占支配地位。
1982年当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开始下降时，印尼开始逐渐从进口工业战略转变到促进出口工业战略。然而，这种新的贸易和工业化战略对发展印尼小企业的积极作用并非如此显著。正如前面几章所论述的那样，相比较于发展较好的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台湾，印尼的小企业仍然是“未充分发展的”。事实上，在这种新的发展政策下，政府已经启动了许多计划用于刺激小企业和大企业在出口品生产上的分包关系，尤其是在手工艺品、木制和藤具、制衣、竹篮和蜡染。但是至到危机前夕，主要问题在于竞争性进口的大规模工业活动获得巨大的援助，但这以制造品出口为代价的。
另外，经验表明印尼对进口品保护措施和廉价的信贷刺激了国内外投资者建立大量资本密集型生产企业，从长远来看，这些生产企业排挤出了国内外生产商，尤其是乡村家庭企业。Hiemenz（1982）认为，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政策期间，印尼政府所采取的有选择的措施趋向于恶化政策性歧视，不仅是针对制造业次部门的小企业，而且还影响到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乡村非农场行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些保护措施包含外汇管制和进口控制、有选择的关税保护、进口关税的免除、税收刺激和出口信贷补贴。大中企业比小企业尤其是乡村家庭企业在利用这些政策时更有优势。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和重要，并且有更好的同权势管理者接触的途径。Hiemenz得出结论认为，印尼额外的选择政策对小企业有负面影响，对位于乡村地区的企业影响更大。这些措施阻碍了产品质量和产出的提高，降低对未受保护的小企业产品的终极和中间需求，这些小企业产品质量劣于大中企业生产产品和进口品。
第四个五年计划（1984—1988年）划出特定地区用于小企业的中长期发展。第五个计划（1988—1993年）制定了小企业发展的基本框架，第五计划期间，政府通过具体计划从各个方面支持小企业以完善基本框架。第六计划（1993—1998）期间，启动更多的计划支持小企业。通过各类企业与大中企业，乡村工业和其他非农场企业之间分包转包制度，重点发展出一个强大有效的生产关联网。
人们认为，早在80年代，印尼政府开始注重发展现代高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小企业。从那时起，印尼的许多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政府官员的公开演讲和政府文件都强调小企业在印尼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当地创造就业、允许当地小企业家更广泛参与经济。从总体上看，小企业为民族经济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如在国际收支（通过出口制成品）、农村整个地区发展（通过小企业发展）和收入分配（通过创造就业）等方面。另外，小企业与大中企业及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之间的关联性也需要加强。小企业应该在更广泛范围内参与建立生产的关联性。这将增加其对GDP的贡献。
然而，小企业在认识自身潜能过程中还是遇到许多障碍。随着自由市场时代的即将到来，需要一种适当的战略包括短期的危机生存战略和中长期的授权战略来克服这些障碍因素。
印尼政府有各种计划来帮助小企业克服以上提及的问题，最著名的有：建立企业群、通过Bapak-Angkat计划或通过“当地习惯（local content）”或分包转包政策来鼓励小企业和大中企业之间建立商业联系、提供教育培训（在管理、市场营销、金融、技术等方面）、产品促销和展销会及多种信贷计划。
另外。为了使小企业发展进程制度化，并且使其有更多的途径享受政府的支持措施（包括银行贷款），印尼政府于1995年颁布了《小企业法》。
至到1989年末，最重要的小企业信贷措施是为小企业的流动资金和小规模投资提供贷款。这两项贷款措施不仅是为小企业设立，而且还服务于工业中其他部门如农业和贸易部门。在80年代，印尼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目的是刺激国内储蓄和促进贷款的有效分配。在90年代早期，印尼政府又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这些措施短期来看有损于许多小企业。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防止信贷计划的滥用，印尼银行减少了信贷补贴的数量，有选择地对经济区域实行信贷。这项措施的直接后果是1989年停止了对小企业的流动资金和小规模投资的贷款。为了填补这部分的信贷缺口，印尼银行要求国内（商业和发展）银行将其贷款总额的20%提供给了小企业。而且，政府也要求大公司将其股份卖给小企业。那时Bapak-Angkat也在帮助小企业筹资。
在这项新的政策下，印尼银行继续将信贷补贴或流动贷款提供给那些最需要的部门或经济领域。但很大一部分贷款是以市场利率贷出，这项新的信贷政策从要素稀缺角度来说是一种理性决策，利率应该反映一国如印尼的资本稀缺程度。然而，这同时意味着小企业生产商和被限制在信贷补贴外的其他小规模贷款者，如果不是从非正规渠道取得资金，就需要从印尼国内银行以较高利率获取贷款。
70、80年代的经验表明，尽管建立了许多制度性的信贷计划如农村发展银行、市场银行、印尼人民银行、印尼发展银行及其它一些商业（私人和国有）银行分配的信贷计划，大多数中小企业尤其是农村/落后地区的小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他们自己储蓄和从放贷者那里取得非正规贷款。
McCleod 1984年在一项实例研究中总结认为，为什么小生产商必须依靠自己的储蓄和草丛非正规渠道以较高利率取得贷款，而不是从正规市场借取贷款（尽管有那么多制度信贷计划），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有关银行制造诸多困难，如较高的行业成本和浪费时间的礼仪仪式。小企业的信贷补贴的利率通常在大企业的贷款利率之下，也低于通货膨胀率，对银行来说，是太低而无法弥补交易成本。由于这一点，对小规模借款者的附带条件变得非常苛刻，银行趋向于集中少量的贷款给低风险，大公司借款者。更多的贸易商，农场主和中等规模的生产商比小企业家从这些信贷计划中获取更多利益，因为贷款给前者有更多的安全性。同时，政府通过特定计划由印尼银行提供给小企业 的金融援助对小企业来说数量太少，无法补偿难以接触商业银行所带来的损失，这可能是印尼当时货币和信贷政策造成的。
除了附带条件和复杂的审批手续，其他妨碍小生产商寻求银行贷款的因素包括远离银行、复杂的偿付手续和贷款期限短。小规模贷款人与当地正规的借主之间的长期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这种关系不同于复杂的手续。
在小企业流动资金和小规模投资提供贷款的措施之后，从印尼银行获取的最重要的信贷计划是一般农村信贷服务计划，农村信用合作服务中心，中介银行与自助计划，微信贷计划和小企业发展计划。
最近，也许是为了应付经济危机给小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启动了几个新的信贷计划，即著名的Kredit Tanpa Agunan：所有部门的小企业都可以不附带条件地从银行取得贷款，。但是，这项新的信贷计划仅仅是针对“正规”小企业，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有商业许可证，申请书上必须写明它们的企业有很好的前景。
然而，小生产商是否利用这项新的信贷政策，这项不附带条件的信贷计划是否意味着小企业有更多机会从银行借钱，或者这项政策的覆盖面是否比其他现在的政策要广。
值得肯定的是，如果正规金融机构确实为小企业提供便利，这也仍然不能说关于这类企业的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前景作用变得不重要。仍然有其他非经济因素影响小生产商和当地非正规借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