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一）理论分析

195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维纳（Viner ）最早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影响，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关税同盟理论，分析了“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两种效应。维纳认为，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内部取消关税，一成员国国内生产成本高的产品或原先从同盟外高价购买的产品为另一成员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从而导致从成员国的进口增加，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消费者福利；而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转向另一成员国成本较高的产品进口，其结果恶化了资源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

后来，英国学者彼得·罗布森（P·Robson）将关税同盟理论运用于自由贸易区，得出了专门的自由贸易区理论。在该理论中，罗布森分别从单一国家和两个国家的角度探讨了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5]本文将介绍罗布森的一国模型来分析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影响。

该模型假定两个国家（本国H国和伙伴国P）在组成自由贸易区之前，对特定产品X实施不同关税，P国实施较低关税P_wTp，H国则实施较高关税P_wT_H。S_H为H国的供给曲线，S_P为P国的供给曲线。

罗布森认为，如果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只要整个自由贸易区为净进口，则原产于区内的产品价格在H国就永远不会下降到OT_p以下，也不会超过OT_H。如果从H国单方面来看，包括区内和区外产品的有效供给曲线是T_pBFGK。在自由贸易区内，P国愿意供给的产品数量将取决于价格水平，而价格水平又是由H国的需求曲线决定。（1）当H国需求曲线为D_H时（较缺乏弹性），P国的供给     L’R数量的商品，很明显，此时贸易创造部分就是三角形AST，ATB则表示H国因价格下降所产生的消费效应。（2）当H国需求曲线为D’_H时（富有弹性），H国对本国市场的供给量为ON，NN^’从P国进口，这样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就是图中的阴影部分a。这里不难看出，无论H国产品最终价格是多少，P国市场价格将保持在 OT_p以下，如果P国国内发生供求缺口，则会从区外其他地区进口弥补（因为H国价格高），这就是所谓的间接贸易偏转（Indirect Trade Deflection）。

由于自由贸易区对外不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因此在罗布森看来，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要好于关税同盟，因为自由贸易区发生贸易转移的可能性很小，再加上原产地规则的使用，使得区外进入自由贸易区获取好处从而导致间接贸易偏转效应发生的可能性也小。这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所指出的：“自由贸易区可以使进口国避免因单边降低壁垒而蒙受不必要的贸易转移损失。”[6]

（二）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略）

2.数据来源

鉴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将东盟视为一个整体，并且只考虑其中的6个老成员国即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是因为其它4国如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贸易量小且数据不全。因此在数据的选取上，中国和东盟的进出口值用中国和东盟6个老成员国的进出口值代替，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相关年份。

此外由于只考虑对中国的影响，所以模型中需要的国民收入用我国人均GDP来代替，进口价格用国内零售价格指数代替，居民消费水平用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代替，这些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

另外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刚刚启动，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和东盟之间经贸往来及其对中国的贸易影响，本文将数据时间跨度定在1980-2002年。

3.研究结果

运用SPSS10.0版本对上述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1：检验结果

注：不带*的为在5%显著性水平上的T 检验值，带*的是在10%显著性水平上的T 检验值。

从上述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1）三个方程的F检验值和R²都很高，说明回归方程的可信度，T检验值的显著性保证了数值在统计上的可靠性。此外，每个回归方程的系数符号基本上满足了理论上的要求，即一国的进出口与其国民收入（用人均GDP代替）成正比，与物价变化成反比。与进口消费倾向关系理论上是成正比，但由于数据处理中是用国内消费指数（可以用来描述对国内生产产品的消费倾向）来代替的，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对进口品消费倾向与对国内生产产品的消费倾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γ的符号为负号。（2）从收入需求弹性（α数值）来看，人均GDP每增加1个单位，就会带动中国出口增加3.889个单位，进口增加2.675个单位。从价格需求弹性（β数值）上看，物价每下降1个单位，就会带动2.425单位的出口和2.128单位的进口。从这些数值可以看出，对出口的影响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上述的分析是从中国与东盟的长期经贸关系来看的，双方的贸易壁垒都比较高，如果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税降低所带来的价格下降幅度会更大，那时对中国的出口促进作用会更大。从进出口总方程的各系数值也可以看出，建立自由贸易区产生的“贸易创造”的空间很大。再加上中国“入世”后，人均GDP大幅上涨，2003年突破1000美元，这不仅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还预示着中国的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将大幅提高，这必然会带动对进口品的消费。此外，中国与东盟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双方在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上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但各自在相关领域中都具有比较优势，如东盟的橡胶和电子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和家用电器等具有较强优势。即使是在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光学仪器存在一定的竞争，但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大多数产品存在着差异性，如果中国致力于通用机械电器的生产，东盟注重于电子元件产品生产，那么双方仍然可以促进相互的市场需求。因此，只要中国和东盟在良好经贸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在整个自由贸易区内建立一个高效的分工体系，中国东盟都可以从中获得自由贸易区的好处，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贸易创造效应”。

值得提及的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小组曾利用CGE模型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同样认为贸易区的建立可以产生贸易创造，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48%（价值130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55.1%（价值106亿美元）。从GDP方面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中国的GDP增加0.3%（约22亿美元），使东盟增加0.9%（约54亿美元）。而我国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张伯伟和李坤望教授利用CGE模型，分析也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GDP、进出口、贸易平衡和福利都会产生正效益。其中，可使中国GDP增长2.4%，福利增加74亿美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