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皖南
东盟南增长三角作为东盟区域内进行经济合作的重要试验地，已经成为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最成功的典范。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东亚地区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表现非常活跃，先后出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和印尼的廖内群岛等组成的“新柔廖增长三角”，又被称为“东盟南增长三角”；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相邻部分组成的“东盟北增长三角”；文莱、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相邻部分组成的“东盟东部经济增长区（简称东盟东增长区）”；以及贯穿印支地区、东盟国家整体参与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等。其中东盟南增长三角作为东盟区域内进行经济合作的重要试验地，已经成为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最成功的典范。
南增长三角是东盟最早出现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它是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于1989年12月首先提出的，当时仅仅是发展“新加坡－柔佛（马来西亚）－巴淡岛（印尼廖内群岛的一个岛屿）增长三角”的构想。1990年，这一构想得到印尼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积极响应，印尼将合作范围扩展到廖内群岛的其他岛屿，所以又被称作是“新柔廖增长三角”。1996年和1997年，该增长三角又被扩大到马来西亚南部的马六甲、森美兰、彭亨州和印尼的西苏门答腊、南苏门答腊、占碑、明古鲁、西加里曼丹等省，因此又可称作“新马印尼增长三角”。
南增长三角的建立符合参与各国的经济利益，也便于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对于新加坡来说，倡导发展南增长三角的主要考虑是：（1）本国土地价昂贵，劳动力价格较高，期望利用柔佛州和巴淡岛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扩展经济活动空间，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淡水资源短缺，多年来一直靠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供应淡水，因而希望通过实施增长三角计划，增加柔佛州对其的供水量，并从廖内群岛获得新的水源；（3）美国取消了新加坡的最惠国待遇，因此新加坡想将部分企业转移到邻近的柔佛州和廖内群岛，以继续享受最惠国待遇。柔佛是马来半岛的第二大州，也是马来西亚经济最发达的州之一，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初，柔佛州政府提出要把柔佛建设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州，通过把柔佛建设成为一个外国投资中心，带动柔佛制造业的大发展。因此，参加增长三角计划，柔佛州可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得到新加坡的帮助。印尼方面，廖内省是印尼各省中自然资源最丰富的一个省份，经济基本上以石油、农业和林业为主，而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印尼期望通过参加增长三角计划，加快巴淡岛的开发进程，促进整个廖内群岛的经济发展。
这样，东盟南增长三角就形成了一个互补性强的区域分工，新加坡主要负责提供资金、管理经验等，柔佛和廖内则主要负责提供土地、天然气、水源及劳动力，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地理位置的邻近又为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新加坡和柔佛州新山市之间由长约两公里的堤道连接，每天越过国境上下班的人很多。廖内群岛的巴淡距新加坡只有20公里，乘坐高速船仅30分钟即可到达，人员往来非常方便[①]。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盟南增长三角的经济合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参与国的经济，南增长三角也受到了不可避免冲击，经济合作步伐放慢，同时，危机的发生使东盟内部分歧增多，也在某种程度上妨碍增长三角计划顺利实施。危机过后，随着各国经济的恢复，加上各参与国自身努力和国际援助等原因，东盟南增长三角很快步入正常运行轨道。
进入21世纪，为了保持今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三国仍将继续推动南增长三角计划的实施，并且在多次场合都表示政府将继续支持南增长三角的发展，认为这将会缩小东盟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互利共赢。在发展战略上，三国都将合作的重心放在发展旅游业，改善区域环境，提高外资吸引力等方面。
建立东盟增长三角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各参与国政府的经济合作与协调，促进生产要素在三角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共同改善投资环境，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说，东盟增长三角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投资区，不同的是，像增长三角这样的投资区并不歧视非成员国或非参与区域，而是对非成员国或非参与区域高度开放，而且还积极欢迎非成员国对本区域的投资。
如前所述，在东盟南增长三角，新加坡拥有丰富的资本和较为先进的技术，迫切需要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自然资源，而柔佛州和廖内群岛方面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迫切需要资本和技术。因此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可以把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生产安排在新加坡，而把劳动力密集和占地较多的生产安排在柔佛和巴淡岛。这样，既可以利用新加坡高效率的基础设施和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又可以利用其他两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在这样的优势互补下，东盟南增长三角自建立以来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95-2003年间，东盟南增长三角共吸收外资达579.53亿美元，是同期新、马、印尼三国吸收外资总额的38.89％，这对于一个面积只占新、马、印尼三国的0.90％、人口只占2.29％[②]的小区域来说，取得这样的引资成效不能不说是南增长三角经济合作的结果。其中，新加坡吸引的外资最多，达364.32亿美元，占南增长三角吸收外资总额的62.86％[③]，其次是印尼的各省区，共吸收128.89亿美元，比重为22.24％，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居第三，引进外资86.33亿美元，比重14.90％。
从外资来源国看，南增长三角既吸引着东盟区域内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大量区域外的投资者，而且，区域外的资本是主要的外资来源。其中，美国、日本、欧盟是最大的投资者，分别占南增长三角吸收外资总额的29.63％、17.85％、16.87％。但是，美国、日本、欧盟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资本大部分都投向了新加坡。亚洲“四小”（新加坡除外）中，中国台湾对南增长三角的投资金额最多，为避开同美、欧、日资本的竞争，台湾的中小企业资本主要投向了印尼的廖内省和马来西亚的柔佛州。
区域内的资本也是南增长三角的一个重要来源，1995-2003年，东盟共向该增长三角投资43.90亿美元，占南增长三角吸收外资总额的7.57％，是第四大投资来源地，其中，95.90％的资本来自新加坡。这也进一步表明新加坡的支持态度及其提供的强大动力在南增长三角经济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盟南增长三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高度的对外开放性，亚洲开放银行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增长三角）不同于贸易集团强调成员国之间的市场供应，它本身的地区性市场规模是不重要的，……增长三角的经济利益对非成员国是开放的，允许它们市场进入和资本投资”。这表明，次区域的产品市场和投资资本都主要依赖于次区域以外的地区。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开放性，使其不仅吸引着参与国其他地区的投资，而且还吸引了大量的非成员国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