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还认为，由于无政府状态和各国对本国利益的追求，导致国际社会总是处于“囚徒困境”，而克服“囚徒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合作。“囚徒困境最简单的形式，涉及两个行为者。每一个行为者都被假定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自助者。这种假定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关于主权国家的假设类似。在每次博弈中，每个行为者只有一次选择机会，面对的都是合作或者欺诈这一简单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都可以通过欺诈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管另一方获益如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双方都采取欺诈战略，那么每一方的获益都不如双方采取合作情况下的获益。”  于是，合作便是可能的，而且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在没有中央权威的世界中，要促进和保持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如果时间足够长，对每个行为者来说，最好的战略是坚持某种最初的慷慨（即在最初的行动中单方面采取合作），随后配以坚定的互惠。最一般的结果，正如哈丁认为的，是根据敌对对手的情形，选择自己的机会和策略。…现在普遍认为，如果囚徒困境无限持续下去，或者又与该博弈参与者同时参与的其他博弈联系起来，那么发生的合作可能就是战略理性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行为者可以个别地从协调性传统中获益。这些传统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也可能是服从某个领导者或者通过某种中心化的努力形成的。在国际关系中，类似的典型传统是以互惠交易为基础的，其范围从国际法到制度规则。这种互惠形成国际关系互动的基点，并不顾及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固有性质而不断扩展。”[⑧]

新自由主义同意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但又指出现实主义的错误在于贬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国际制度的作用。“然而，新自由主义强调制衡力量的存在。这些力量促使国家保持承诺，从而解决囚徒困境。他们认为，各国可以采取‘投桃报李，以牙还牙’战略，以一定条件为基础进行合作。这就是说，只要其他伙伴这样做的话，每一方都将坚守承诺。他们也认为，如果囚徒困境能够重复，有条件的合作就容易实现。因为如果共同获益或者相互损害的互动重复发生，国家最终会发现共同合作是他们最好的长远战略。最终，如果相互退让和惩罚欺诈者获得的价值比共同行动的获益低，那么有条件的合作将更有吸引力。因此，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可以实现有条件的合作。国家通过采取互惠战略，可以协调各自的利益、延续合作、减少检查和制裁的成本。”[⑨]

那么，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合作呢？笔者认为，中国-东盟之间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础，是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条件下产生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促使中国与东盟坐到一起，促使他们求同存异，促使他们抛开各种纠纷，在各个领域展开合作。在目前乃至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东盟将会更多地关注绝对获益，但是，东盟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小国和弱国，他们在与中国合作时，不能不更多地考虑相对获益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和强国，在与东盟合作时，也一定要照顾到小国和弱国的心态，使他们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相对获益。在国际合作中，小国更加关心它们的相对获益，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因此，对任何两个国家来说，小国将更关注它们互动后果中的相对获益。为了解决小国合作意愿勉强的问题，大国可能给小国提供超过平均获益的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根据大国的兴趣，需要大国宁愿选择一个不均衡的合作性安排，也不愿选择不合作。因此，对大小不同国家之间关注相对获益的合作性安排来说，不均衡的绝对获益分配可能是必需的。”[⑩]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就是这种性质的合作，作为一个大国， 中国宁愿做出一些牺牲，以更多地照顾小国的相对获益为代价，使双方的合作能够持续和稳定地发展。

在与东盟的合作中，中国面对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这也是国际关系中常常遇到的一个老问题。在当代世界里，虽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但是，一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及国际社会的利益仍然是一对矛盾，当面对这个矛盾时，一国将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呢？罗伯特·基欧汉认为，一国在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时，如何处理与他国利益的关系，围绕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种基本原则，将会出现四种不同的选择模式：

第一种，绝对的利己主义，对他国的福祉完全无动于衷。

第二种，只有在别国的行为会影响本国的情况下才关注他国的利益。

第三种，既关心本国的利益，也关心他国的利益。基欧汉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因为这类国家大公无私，而是因为我们赖于生存的这个世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因为不论别国如何行动，其收益的增长也会促进自身的利益，反之亦然。” 。

第四种，一国纯粹为他国的利益而关注其福祉，即使这样做对本国的物质利益和安全毫无裨益。 [11]

在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时代，中国曾经按照第第四种模式来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例如，当年中国曾经本着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的理想向一些国家提供大量的无偿援助和各种支持，甚至牺牲了不少人，换来的只是廉价的赞扬和没有任何实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而对本国的国家利益却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可以说是以牺牲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无法正确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而且在当今的时代也是行不通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际上放弃了第四种模式，转而采取第三种模式，即在关心本国的利益时，也关心他国的利益，在国际合作中强调双赢，即我们常常说的互惠互利。因为中国已经深刻认识到，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谁也离不开谁，一国在实现和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时，也必须同时顾及他国的利益，起码是不要把本国的国家利益建立在牺牲或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正如基欧汉所说的：“当今世界，紧密交织的贸易与金融网络反映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它可以将福利效果，不论是好是坏，直接由一个社会传达到另一个社会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的行为者采取何种行动，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都构成了情势性的相互依赖关系。”[12]

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仍然处于蜜月阶段，双方将会更多地关注绝对获益，但是，在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之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成为强国，东盟国家可能会把关注的焦点从绝对获益转移到相对获益方面，他们可能会担心中国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相对获益。

考察美国-日本经济合作的历史，对我们观察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发展是重大借鉴意义的。美国学者迈克尔·马斯坦丹诺对美国-日本经济合作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在日本崛起为第二大经济强国之前，美国并不担心日本会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在80年代以前，美国很少关注相对获益，事实上它接受甚至鼓励了有利于日本的相对经济获益模式。… 然而，在80年代后期，追求相对获益的行为开始明显地体现在美国政策决策过程中。”[13] 当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后，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以及一般的老百姓都担心日本从合作得到更多的获益，利用相对获益，赶超美国。“在对日经济关系中，与其他方面相比，美国公民关注的是相对获益或者说相对地位。美国担心的是即使两国双方都从他们的关系中得到发展，但日本会比美国发展得更快、获取更大的市场和金融资产份额，或者在高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领域控制美国。从长远来说，这种发展将对美国的经济福利、政治自治权甚至是军事安全施加威胁。正如赖克指出的，这种关注是美日关系中的黑暗面，然而它反映了美国人的思考，或者说，日本人也是这样思考的。”[14]

如果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要避免发生类似美国-日本经济合作中出现的上述情况，那就需要双方增加理解与信任，尤其要求中国在合作中负担更多的成本与更多地照顾东盟各个小国的利益。也许可以这样分配合作的利益和成本：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负担更多合作成本的同时，主要是获得战略上的收益，而东盟各国则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实惠。

   注：[①] 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著，王玉珍等译：《世界政治》，华夏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