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云华

    [内容提要]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成果，研究非常广泛而且深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许多文章只是就事论事，罗列许多经济数据，缺乏理论分析。本文利用国际关系学中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东盟双方都还比较关注绝对获益，因此，双方的经济合作现在正处于蜜月期，但是，随着各国，尤其是东盟的一些小国对相对获益的关注，这种蜜月期可能会很快结束。

[关键词]中国   东盟   经济合作

冷战后的10多年时间里，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合作的范围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也在日益加深。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正在继续推进，而且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合作提供了动力。从1991-2001年的10年时间里，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以平均每年20·4%的速度增长。贸易额从1991年的79亿美元增加至2001年的416亿美元，2002年又增至54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32%。2003年上半年总额达34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5·3%。东盟目前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美国、欧盟及香港。东盟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比重比从1991年的5·1%增加至2001年的8·1%。对于东盟而言，中国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贸易比重从1994年的2·1%上升至2000年的3·9%。据中国方面的估计，到2005年，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可以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提出和早期收获计划的部分实施，标志着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促进中国-东盟经济合作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合作双方能够正确认识与处理合作的获益与成本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国际合作的相关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探索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产生的原因、背景与动力。

每一个国家都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与他国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是各国处理与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各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无止境的追求，直接导致了国家间的不信任、摩擦、甚至是战争。“各国都拥有自主权，没有更高一层的权威来控制各国的行为。在这个 无政府体系中，国际行为者之间互相缺乏信任。互不信任使每个行为者必须在个体福利与集体福利之间作出选择。若信任别人，就有被别人利用之嫌。实际上这种情况与囚徒困境相近。”[①] 国家间关系中的囚徒困境，指的是国际关系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国互相不信任，都怀疑他国在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克服“囚徒困境”的最好办法，便是促进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国家间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通过合作能够克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囚徒困境”，合作各方能够从中获益。

    在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中，有一个谁受益和受益多少以及合作的成本如何分担等问题。一国不仅要享受合作的利益，而且也要承担合作的成本，如何分配合作利益及分担合作成本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合作能否持久地进行下去。一国从国家间的合作中获得的利益可以分为绝对获益和相对获益两种。绝对获益，是指各国都能够从国家间的合作中分享到各种利益；相对获益是指由于各国大小不同、强弱不同以及在合作中的地位不同，而导致利益的分配也出现差别，有些国家可能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有些国家可能得到较少的利益。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同时又担心伙伴国会获益更多。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国与国的关系中，虽然可以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而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将会很困难，纵使建立某种合作关系也很难长期维持。这是因为，“在任何关系中，国家的基本目标都是阻止其他国家获得相互关系中能力的优势。”[②]一般而言，合作各方只关心“相对获益”。新现实主义代表肯尼思?华尔兹的如下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当面对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性时，处于不安全中的国家必须考虑利益将如何分配。这导致它们考虑的问题不是‘我们都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会更多？’。在对预期的获益进行分配时，比如说，以2：1的比例进行分配，一国可能利用它的不均衡获益，去实现或意在损害或者毁灭另一国的政策。只要双方都担心对方可能利用它增加的能力用于不利自己的政策行动，那么，即使双方绝对获益的前景很好，也不会引发合作。”[③]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对相对获益的过分关注和追求，会从两个方面阻碍国际合作。首先，一个国家不愿意接受有利于其他国家的不均衡的利益分布，从而限制了合作的范围；其次，合作者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大大降低了合作的兴趣与热情。“一旦采取相对比较，由共同绝对获益预期产生的共同利益就具有冲突性。…一旦相对获益变得更重要，两个行为者之间纯粹和谐的绝对获益，也会变成接近零和博弈式的冲突竞争。如果合作的余地仍然存在，协定的可行性常常变小，因为在相对获益下国家违背协定的情况增加。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相对获益减少国家合作的兴趣和维持协定的能力。”[④]

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对相对获益的过分关注和过分夸张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他们对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的作用一般都持悲观的立场。一些学者批评现实主义目光短浅，只见树林，而看不见森林，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现实      主义由一种直觉支配着，认为相对获益将事务转化为高度冲突的甚至零和博弈的不能合作的情况。当只有两个国家的时候，这种直觉是对的。其错误在于不加区别地将从两个行为者的模式中得出的结论，泛化为任何多个行为者的国际政治状况之中。”[⑤]

与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与国之间是可以合作的，“当行为体为了回应或预期其他行为体的偏好而调整自身行为时，合作就可能产生。国家可以在明确的或默认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商讨进行合作。合作也可能是强弱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 [⑥] 这种国际合作既可以是在某种霸权领导下的合作，也可以是建立某种较为平等的国际机制下的合作。新现实主义认为，促进国际合作的因素很多，包括，共同利益、国际机制、相互依存等，“即使在完全理性的、从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的政府之间，合作也是可以获得的。”[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