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云华
东亚的一体化进程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2001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区域意识逐步形成,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为进一步的整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步,初级整合阶段(从2002年——),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提出和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在今后10-15年的时间内,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第三步,高级整合阶段(2015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后),三个互不联系的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整合为一个包括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然后再向更为紧密的区域一体化形式发展,例如共同市场,再进一步发展则是建立类似欧盟那样的经济联盟,这个可能性目前看来似乎不是很大,这个阶段需要的时间更长,可能需要20年左右甚至半个世纪。在东亚一体化的不同进程中,领导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这里谈论这个问题时,一定要区分不同的阶段。笔者认为,在起步阶段,东盟对东亚的一体化发挥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在初级整合阶段,东盟的地位与作用将发生一些变化,那就是东盟可能不再是单独的领导者,而是出现集体领导的局面,即由东盟、中、日、韩共同推进东亚的一体化。在高级整合阶段,领导者的角色可能会落到中国和日本头上,由中日两个亚洲大国共同集体领导,共同促进东亚一体化。
一、起步阶段:东盟是发起人和领导者
冷战结束之后,首先由东盟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东亚合作的概念与构想。1990年,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共同市场”的构想(又有人叫“东亚核心会议”),该构想的主要内容是,建立由东南亚10国及中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日本、韩国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在成员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该构想一提出便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但是,东南亚和其他东亚国家却反应冷淡,加上美国等国的非议和批评,该构想胎死腹中。
1992年,东盟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后来几次修改时间表,加紧落实,到2002年1月,东盟宣布自由贸易区计划率先在6个东盟老成员国(包括菲律宾、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之间建成,它标志着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在东南亚地区率先行动,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的重大进展。
在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东北亚国家,包括中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日本、韩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介入,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东南亚的投资与贸易,大大加快了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并且为第二阶段的更大范围内的东亚区域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经济贸易联系之外,在这个阶段,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与地区的其他联系也进一步密切,一些对话机制与渠道逐步建立和完善。
迄今为止,东亚合作的各个层次均由东盟在唱主角,所谓“10+1”(即东盟10国和中国)和“10+3”(即东盟10
国和中、日、韩3国),实际上都是由东盟在发挥主要的领导作用,这从称谓上也得到了反映。此外,每次的“10+1”和“10+3”会谈,都是以东盟成员国为东道主,由东盟确定会谈的主要内容与进程,中、日、韩3国只是被动地扮演“被相加”的角色。在目前的状态下,由东盟来担任地区合作的领导者,可能是适当的,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目前的区域经济合作(无论是“10+1”还是“10+3”)仍然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区域内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还比较低,因此,还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进行协调政策和仲裁纷争,正如肯尼思·华尔兹所说的:“当相互依赖的程度较低时,国家间实力的不平等产生了一种均衡状态。在缺少权威调控的情况下,松散的联合和大国一定程度的控制有助于促进和平与稳定。如果某一无政府领域中的成员彼此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较低,那么,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的需要将随之减少。重要的是进行控制而非精确的调控,是避免谋求积极成就,而非为此进行协同合作。” 另一方面,是东亚的主要大国——中日韩3
国目前处于离心离德状态,单纯依靠这3
国,无法坐到一起来谈论合作的问题。中日韩3
国目前虽然在经济实力和其他能力方面都远远超过东盟,但是,这3
国却由于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无法团结起来,一方面,是紧密团结在一起,起码在表面上非常团结一致的东盟;另一方面,是矛盾重重,为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所困扰的中日韩3
国,领导的角色当然是非东盟莫属。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东盟合作以及更大的范围内的东亚合作中,东盟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这个领导者是合格的,是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的,是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和东亚合作的最重要的力量。东盟的这个领导作用也得到了中日韩各国的承认和尊重,例如,中国在许多场合均一再表示,“赞赏并支持东盟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二、初级整合阶段:集体领导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区域内各国都对区域合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并且愿意推动一体化的进程。在这个阶段,东盟仍然是这个地区组织得最好和最有成效的地区性组织,东亚地区的许多合作活动与进程都是以该组织为核心进行的,但是,中日韩三国也不甘落后,他们也试图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东亚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深化,随着东亚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强,合作的领导权或主导权的问题将会进一步突显,不管东亚各国愿意不愿意,它都会摆到各国的面前,成为不能不正视的迫切课题。这个新课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东亚合作需要什么类型的领导者;另一方面,是由谁来担当领导者?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最有可能出现的领导模式,是集体领导,或叫多元化领导。
在这种领导模式中,领导权是可以分享的。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东亚合作中,任何一国要完全垄断领导权都是不可能的,领导者只能是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领导者,在其他问题上他可能只是一个被领导者或者叫追随者。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说的:“这是一个存在多种问题的世界,各问题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但这些联系之间的区别甚大。因此,一个问题上的领导者可能需要在另一个问题上充当追随者。”[1]
东亚集体领导模式产生的原因如下:
1.东亚是一个相当多元化的地区,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来看都是如此,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垄断对该地区的领导权都是不现实的。
2.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东亚地区都不可能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也就是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可能发展成为霸权国家,统一以后的朝鲜半岛也不大可能发展成为地区的霸主,至于东盟内部的各成员国,无论是印尼还是泰国都缺乏足够的资源而不可能垄断对该地区的领导权。
3.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相互制衡的多元格局。在这种多元格局中,各国在经济政治各方面越来越相互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的趋势下,任何一国,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必须依赖他国才能生存和发展,而这种相互依赖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行为和决策,促使他们放弃自私的行为,更多地接受地区主义和区域合作。
因此,在今后的东亚地区合作中,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有可能是轮流坐庄,即轮流扮演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在某个问题上东盟是领导者,在另一个问题上中国是领导者,而在其他问题上,日本或韩国又可能是领导者。由谁来扮演领导者或追随者的角色,主要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例如,在目前的3个”10+1”(即东盟
10 国分别与中、日、韩3
国的合作)的经济合作中,由东盟扮演主导者的角色,但是,在今后更大范围的东亚合作中,则有可能分别由中、日、韩3国来担当主导的角色。又如,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中国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但是,在帮助东南亚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中国只能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而由日本唱主角。在这样一种多元的开放的领导体系中,由参与国达成广泛的共识,可能是开展与推进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高级整合阶段:中日共同领
经过10至15年的初级整合,东亚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集团。在10-15年之后,中国和日本是亚洲地区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如果有合适的国际环境和条件,这两个国家有可能捐弃前嫌,握手合作,出现中日联合领导东亚合作的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并不容易出现,因为美国最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在美国的战略家们看来,东亚的团结,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团结,将会极大地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因此,美国人最不乐意这种前景的出现,正如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所说的:“中日两国之间这种关系的形成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将是致命的打击。”
因此,在稳住日本这个主要的盟友的同时,美国一定会想尽千方百计地拉拢东南亚国家,阻止东南亚国家进一步与中国接近。菲律宾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其历史与文化也与西方比较接近,因此,它宁愿与美国继续保持传统盟友关系,而不愿意与东亚国家太过接近,它甚至有可能选择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其他一些国家,例如缅甸,如果是亲西方的民主派上台,也有可能选择亲美国的政策,而不愿意与东亚,尤其是与中国太过亲密。
如果今后东盟内部无法保持类似80、90年代那样的高度的团结,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也参差不齐,那么,东盟也就无法继续像目前那样领导东亚的一体化进程,这个角色非中国和日本莫属。由于美国的拉拢和利诱,东盟内部将来甚至可能出现分裂,一个分裂的东盟,在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中将会被边缘化。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如下另一种情况:中日两国在东亚合作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互相排斥,而东盟达成了新的团结,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中日两国则继续支持和尊重东盟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