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执政党及其政府扶持马来民族的主要措施是：
１．直接的收入转移。主要是通过公共援助计划向那些低收入或无收入人士提供直接的财政援助，以便让他们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２．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政府在教育、卫生和房屋等方面的公共开支，为中下层人民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廉价住房。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在1970年为4.77亿马元，1989年增加至55.6亿马元。在卫生方面的支出在1970年为1.55亿马元，1989年增加至14.5亿马元。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支出在1975年为1.7亿马元，1988年增加至10.9亿马元。[10] 再看这些部门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的变化，由于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倾斜，使马来西亚的公共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马来西亚政府早在60年代初就制定了《义务教育法》，规定对6-15岁的儿童实行全民义务教育。马来西亚政府还大力发展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在全国各地设立卫生中心，使医疗卫生设施和医疗卫生教育都有长足的进步。
３．直接干预商品市场。政府通过控制价格和产量对商品市场进行直接的干预，以维护生产者的利益。例如，政府对一些主要的农产品，主要是大米和橡胶，规定最低的保护价，使生产者不致于由于价格的波动而受到损害。一些基本的商品或短缺的商品也由政府以公平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这种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居住在农村的以马来人为主的水稻和橡胶的不规模的种植者。在70年代，政府规定每担稻谷的最低保护价格为16马元。政府还严格控制大米进口，对外国大米进口，政府规定准证制度，还要课以很高的税率，使进口大米的价格大大高于本国大米，以保护本国稻农的利益。
４．乡村发展政策。马来西亚政府乡村发展政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各种方法帮助广大农村地区的马来人提高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一揽子乡村发展政策包括增加政府在乡村发展方面的投入，改善乡村的教育、医疗、道路、食水和房屋等基础设施。其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乡村学校、乡村诊疗所、维修乡村道路、建立供水系统、改造乡村住宅等。
５．改变资本占有结构，培养马来人资本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收购、合并和参与等方式，减少外国资本对公司的控制权，使马来人拥有的企业控股权有显著的增加。按照原订计划，马来人的企业控股权要从60年代末的2.4%增加至30%，实际上只达到了20.5%，虽然与原来的目标有一定的距离，但与60年代末相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银行业和金融部门，马来人的所有权已经上升至70%。[11] 二是大量建立国营企业并且又将它们进行私有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许多国营企业，由政府委派马来族官员或马来族资本家进行管理，“马来族政府官员，上到总理，下到各部长及州务大臣，无不亲自担任几家到十几家国营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并且成为企业的重要股东。”[12] 政府还在适当的时候将国营企业私有化，主要途径有将国营企业低价出售或转让给马来族官员或资本家。其政府还通过提供拨款、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方式大力扶植马来人企业。
６．改变就业结构。如前所述，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大多数马来人都生活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在城市的马来人也主要是从事传统产业的非熟练劳动，这种就业结构使马来人的收入过低，陷入贫困的状态之中。因此，更多的马来人在现代部门工作，这也是帮助马来人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马来西亚政府原来预计的目标是：到199 0年时，在第一产业部门就业的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比重必须达到60:40；在第二产业部门(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就业的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比重为50:50；在第三产业部门(包括批发与零售贸易、金融业、政府和其它服务业)就业的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比重为48:52。马来西亚政府主要通过如下途径以改变马来人的就业结构：一是提高马来人的教育水平。政府优先向马来学生提供奖学金，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从而有条件从事各种技术工作和熟练劳动。二是大力发展制造业，为马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将新建工业扩散到各地，大力推进农村和集镇的城市化，鼓励更多的马来农民在城市定居和就业。四是鼓励更多的马来人从事工商业活动和在工商业部门就业，对优先录用马来人的企业，政府给予各种优惠待遇。五是通过提供指导和训练，让更多的马来人在政府部门工作。经过二十年的努力，马来西亚政府基本上达到了上述目标，使在现代部门就业的马来人的比重大大增加。据统计，在1970年时，在第二产业工作的马来人只占该产业就业人口的30.8%，1990年增加到 49.8%，在第三产业就业的马来人占该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也从1970年时的37.9%增至1990年的50.9%。
新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使独立以来长期困扰马来西亚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马来族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马来族与华族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和，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最主要成果，是缩小了马来族与非马来族之间的贫富悬殊，贫困率迅速下降，尤其是使马来族中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以西马地区为例，在1970年时，贫困率达到49.3%，1990年减少至15%，其中马来族的贫困率下降速尤其明显，从65%降至20.8%。
笔者认为，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不论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政策都是成功的。这种政策有效地动员了国内外所有的资源，促进了马来西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二十年时间里，马来西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也正是这种快速经济增长，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从各类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马来西亚的贫困家庭和人口大大减少了，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马来西亚，华人的人口虽然少于马来人，但在经济上却长期占有优势地位，从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民族团结的角度出发，华人在经济上作出一些让步是必要的，它必须照顾到占全国人口占多数的原住民的利益，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一个民族把本民族的利益和福利建立在其它民族的牺牲和痛苦之上，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得到长期的发展和安宁，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民族国家也就不可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的民族团结与和政治稳定。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族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分享不到经济增长的任何好处，那么，他们的不满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从而导致严重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动乱，而华族也会成为动乱的牺牲者，这一点在其它东南亚国家已经从反面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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