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来西亚：民族和解与消除贫困
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瓶颈，马华两大民族的关系日趋紧张，民族问题与贫富差距问题相互交织，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导致1969年的5.13民族冲突事件，马华两大民族严重对立，国家陷入分裂和动乱的边缘。
一是马来族与华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断激化，最终演变成1969年的全国性的大规模民族冲突； 二是各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主要表现为华人政党—马华公会与马人来人政党—巫统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三是马来人的民族意识不断高涨， 独立以后，由于教育的发展和不断普及，马来人有了较多受教育的机会，出现了一大批具强烈的民族意识的马来人知识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马来人的民族意识日益强烈，他们对自己在经济上的被支配地位日益不满，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状况。“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新经济政策”既是马来西亚执政党及其政府制定和推行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同时也是一种比较完整和全面的社会政策，其主要目标，是消除社会贫困和纠正种族间的经济悬殊，拿马来西亚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话来说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通过两条相互交叉的战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1)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为不分种族的所有的马来西亚人增加工作机会而消除贫困；(2)通过加快马来西亚社会重建的进程，纠正经济不平衡，以便减少和最终消灭各种族之间在经济职责上的差别。”[6] 一些西方学者则指出，这种政策的核心是要对贫困阶层人数居多的马来族采取优惠措施，为此它又可以被称为“原住民优先政策”，或“马来人优先政策”。“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要进行有利于马来人财富的重新分配，最终消除民族经济实力上的差别。”[7]
这种有利于马来人的财富再分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劫富济贫”，而是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不是在原有的“蛋糕”上进行重新分配，而是首先把蛋糕做得更大一些，然后，再将马来民族那一份划得大一些，非马来民族那一份划得少一些，因此，这种财富的再分配遇到的阻力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对社会造成的震荡也相对要少一些。在实行新经济政策20年时间内，马来西亚经济出现了大的飞跃，年均经济增长率预计目标为8%，实际增长率为6.7%。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236.2亿马元增至1990年的794.5亿马元(均按1978年的价格计算，下同)，二十年间增加了2.4倍。同期内商品与劳务的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9.2%，超过了原定目标7.1%，从1970年的144.5亿马元增至1990年的632.5亿马元，二十年间增长了3.4倍。人均实际收入从1970年的1937马元增加至1990年的4268马元，二十年间增长了1.2倍。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大大提升，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15.5%增加至1990年的26.9%。[8]
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分析经济增长与劳动收益之间的关系时，将加纳、波兰和马来西亚三个国家60年代到90年代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显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就业结构的变化就越大，劳动者的收益也就增长越快。“在同一时期内，马来西亚的经济起飞了，生活于绝对贫困中的家庭数量大幅度下降。”“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劳动者则从经济增长中获益颇丰：所有主要部门的工资都获得持续的增长，更多的劳动者在报酬更高的高生产率活动中找到了工作。70年代初以来，种植业工资和制造业的实际收入都增加了一倍。大多数新加入劳动大军的人进入了现代行业和服务于经济的部门，那里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两倍于普通种植业工人。就连那些工作目的不在于挣取工资的人，也从他们的工作所得中获得巨大益处。一些自我就业的劳动者，如街头商贩、美发师和卡车司机等的收入也增加了，其增加速度等于甚至超过制造业工资的增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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