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腐败局在9.13的挂牌，引起世界舆论的热议，认为“在世界新兴工业国家中再次引人注目地迈出反腐败的一大步”，“中国反腐败是动真格的”。

    德国《南德意志报》说，此举是中国反腐败浪潮中最大的一次行动，中国政府将惩罚性措施与预防性措施结合起来，可以铲除产生腐败的根本东西，此举将对中国社会的平等、正义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英国广播公司（BBC）说，中国预防腐败局从拟议到成立历时4年，是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一个承诺。认为中国开始系统性建立立法与民主、最大限度减少权力集中、增进权力之间的制约。美国之音报道引一位香港廉政公署官员的话说，设立预防腐败局具有专业性、有权力，不受干扰地进行反腐败方面的运作，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

    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是动真格的，对邱晓华、陈良宇等高官的惩处，预防腐败局的建立，都反映这个党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专门从事反腐败工作的“透明国际”组织负责人说，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中国的指数提升8名，到了第70名。国际人士很关注中国对国家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成立预防腐败局是一个反腐败斗争的机制创新，也可以说是中国反腐败格局的一次大调整。这位专家认为，中国对腐败的认定标准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严格，如德国经济部长包养情妇不受处分，美国总统提拔亲信为高官为惯例，很多西方官员退休后利用过去关系、渠道赚钱，这在中国被视为腐败。

    腐败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容易滋生的恶性肿瘤，危及社会肌体的健康。腐败活动的明显结果会导致人们丧失对政治体系的信心，丧失对政治权力的认同，从而引起秩序性和制度性的不稳定状态，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市场经济发育、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阶段，腐败活动的滋生，更有其阶段性的特点，比如，由于旧制度的逐步不适应社会需要、新制度一时还来不及建立和完善，社会出现阶段性的制度“失缺”现象；又比如，经济的以过去难以预测的规模发展，社会多元化以后，经济的分权需要，社会的权力点增多，社会对发展秩序控制的难度提高，某些权力点执行者的出轨引出各种腐败案件；还比如，国有资本的优化组合中需要“流动”，而流动中的资产核准、评估、交易环节的不确定性的多种因素，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再比如，市场经济双刃剑的负面影响，个人主义、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对人“恶”的一面的刺激和调动，腐朽思想对一些人的毒害，理想的丧失、伦理价值观的堕落，以致社会行为的失范；另外，开放以后，国际上各种腐败活动的示范诱惑，使得意志薄弱者效仿这类行为，走上犯罪的道路。如此等等，腐败行为与现代化发展伴随在一起，反腐败斗争就会贯串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全力以赴地清除各种腐败现象。党和政府把能否有效的清除腐败现象同社会的稳定发展、政治的昌明有力、信念的坚定恒久联系起来。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起步时就出现大量经济犯罪现象指出过，“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对腐败现象对党的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提出过警世之言。胡锦涛同志在最近的中央党校6.25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胡锦涛同志将“反腐倡廉工作”提升为“反腐倡廉建设”，指出，“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只要我们上下理解、齐心合力、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取得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成绩。（周锦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