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8日刊载该报咨询团成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和经济学教授陈光炎的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应把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项目，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并可减缓中国家庭在这些方面的沉重负担，进而释放出庞大的居民消费能量，使中国成为可依靠内需带动自己的火车头，甚至带动亚洲国家和全世界。

    陈光炎教授曾任新加坡政府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

    文章说，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看，过去50年，美国个人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很高，从60%稳步增至70%。与之相反，中国个人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一直“跌跌不休”，从65%下降至38%左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GDP增长是投资和出口拉动型，主力来自国家对固定资产和大项目的投资，而百姓消费力量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民众在经济的份额也呈下降态势, 其中农村个人现金消费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都在下降。同时，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增长非常快，占GDP的比例达52个百分点，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政府储蓄率占GDP比例在上升，企业储蓄率占GDP比例在上升，家庭储蓄率占GDP比例却是在下降。

    文章认为，国家是否富强，不能光靠GDP增速，关键还要看百姓实际生活水平和福利指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时忽视公共福利投入，就会出现国富民穷现象。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除了在最近几年开始做的一些工作，比如把中央政府总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入转向农村、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外，还要关注住房这一重要民生问题。近几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努力，出台了系列的政策，但高昂的房价还是让许多老百姓买不起房。

    文章建议，中国除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外，也应该建设“社会主义新城镇”。政府有责任保护和支持中低阶层买房子，他们就会以支持社会稳定作为回报。政府公共住房政策也能缓解国内收入不平衡的的矛盾，从而促进稳定。

    文章亦建议建立一些针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机制。比如，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除了GDP增长之外，把居民的福利，以及各个方面社会服务的投资也包括在其中，通过激励地方政府的机制，改变地方政府只追求GDP增长的心态，而更要重视居民在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

    此外，文章认为，因为行业垄断和享有资源优势等因素而取得丰厚利润的国营企业，也应上缴红利，从而增加医疗和教育支出，令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减少。

    作者还指出，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应把增加的收入回流给广大民众，让民众切身感受到经济改革的利益，经改才能获得更广泛支持而能走得更远、取得长效。

    文章说，这样做也可以减少过多的投资与过度的出口，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改善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个人消费的支出，改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从国外大趋势来看，如果把部分的GDP转向国内消费而不是转向出口，也可以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

    文章说，增加GDP方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可以减少中国对美国，欧洲的出口依赖。现在美国是火车头，中国是车厢，如果美国给中国压力，中国就会受到一定的牵制和影响。如果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国内，中国就可以从车厢变成一个火车头，可以带动自己经济增长，甚至带动亚洲国家和全世界。

    作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对中国在区域甚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也会有很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