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起伏与波折一样,广东的发展也是在起起伏伏中不断解放思想、冲破藩篱而实现的广东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自近代始,中国的新思想不少都是自广东传往北方的。在南风北渐百年之后的2008年春天,汪洋主政广东,重树解放思想大旗。

    如果说1978年设立经济特区开启了广东思想解放的大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给了广东思想解放的推力,那这次,就是广东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浪潮。

    相同的是,这一次,广东依然走在了全国前列。

    尚方宝剑

    30年前,也是一个春天,刚刚复出的习仲勋受命南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在此之前,他因为所谓“小说《刘志丹》问题”受冲击,被关押、监护长达16年。

    “当时的广东,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笼罩在迷雾里,大家不知道路往何处去。”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如此描述。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乘机抵达广州,第二天,就出席了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第三次全会。

    这一年,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逃往香港。仅当年8月一个月的统计,广东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者6709人。

    “当时很多人都主张严惩偷渡者,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是叛国。习仲勋不这样认为。”深圳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张国英回忆说,“习仲勋多次到深圳的香港边界考察,对面的香港灯火辉煌,这边却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他去收容所看到那些被抓住的偷渡者,忍不住哭了,他说这不怪他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这几次考察坚定了习仲勋搞经济特区的决心。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1980年11月,习仲勋离任北上。

    “这时,深圳外逃香港的几乎没有了,一些以前去到香港的还要回来。”张国英说,“等于是习仲勋为广东改革开放争取到了‘尚方宝剑’。”

    杀出血路

    随后,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书记,他主政南粤的五年,被认为是广东大幅度展开思想解放的五年,政绩绵远。

    “任仲夷对党忠诚而理性,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富有开拓精神，对新的思潮非常理解和支持。到广州后,虽然阻力重重,但都一一顶住了。”曾经访问过任仲夷的广东省委干部关山说。

    任仲夷履新后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1981年,他遇到了上任后的第一个难题。当时,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涉及改革开放,涉及广东特区的问题。会上有同志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

    回到广东后的任仲夷,并没有真正的“缓改革,舍发展”,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把发展和调整有机结合,调整的目的,仍是发展。

    这一年,针对深圳等地的发展变化,有一种争论在内地蔓延:特区到底姓社姓资?但其实在风暴中心的深圳,更多的是务实创业,议论的并不多。任仲夷在接受关山采访时回忆,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也问到任仲夷这个问题,任仲夷回答:对一个企业,无论是合营企业或者外资独资企业,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就整个特区来讲,则不能说这个特区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

    开拓之举次第出现:

    1980年,广东省工商局出台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1981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还用46种票证,连香烟、火柴也要票,任仲夷经过调查后,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在全国率先进行购销改革。之后,广东街市的商品开始琳琅满目;

    1983年,最早利用外资修建的五星级酒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全面营业;

    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游”旅客从广东出发到香港,改变了过去长期限制内地居民走出境外的情况;

    1984年,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 广深铁路公司成立。这年春天,小平南巡,“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第二年,任仲夷退休。他说自己是“安全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