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大区位要素交汇奠定“泛北”历史地位；导入增长要素，提升区位价值；体系就是力量，战略关联引领合作关联；“泛北合作”，全新的财富关联架构；“泛北合作”破题，广西一马当先。 

The cooperation in Pan-Beibu Gulf：a new road map to wealth

        Abstract：The three geographic factors define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Pan-Beibu Gulf cooperation. Introducing the growth factors to upgrade the value of the regional position. Relating strategies leading relating cooperation. The Pan-Beibu Gulf cooperation：a brand new relating structure of wealth. Kickoff of Pan-Beibu Gulf cooperation：Guangxi taking the first step.   

三大区位要素交汇奠定“泛北”历史地位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三个经济增长极。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中，这三个增长极气势磅礴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沿海开放格局中，有一片海湾始终沉寂着，尽管这里的城市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被纳入中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北部湾畔的广西北海市与防城港市。

    多少年来，广西的官员在对外介绍区情时，沿用的说法就是“老、少、边、山、穷”，即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山区、贫穷落后地区。在计划经济及内陆型经济思维影响下，同样的区位要素没有能够成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佳动力。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元年”1978年，广西与广东的GDP差距仅仅约为100亿元人民币。到今天，两广的经济差距已有天壤之别。

    经济学往往把区位要素作为研判一个地区发展的第一要素，在广西区位认识导致在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上，显现得再清楚不过了。近些年来，广西在改革开放中对经济规律的把握，逐渐地清晰与准确起来。但是，清晰地体现出由内陆型经济向海洋型经济思维的转变，从而体现在对优势的把握上，在今天的广西，人们更多地要同一个重要的论坛联系在一起。

    2006年7月20日，“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在演讲中提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重要构想。刘奇葆认为，广西位于东盟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以及中国西部经济圈三圈交汇之处，是中国西南乃至整个中国面向东盟的最佳海上通道和陆上通道。这样一种极具战略意义的地缘优势，已经可以成为中国与东盟经济增长的绝佳动力。

    他认为，推进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从海路上更加便捷地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泛珠三角地区与迅猛发展的东盟东部地区的相互对接，加速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同时也有利于加强这个区域经济的联系，提高相关各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和效益。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概念，包括由广西、广东、海南与越南部分省份组成的“环北部湾经济圈”，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及文莱。这一区域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开发前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特别是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逐步落实，《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顺利实施，为这一区域的合作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定址在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成功地搭起了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平台。在中越两国提出共同开发“两廊一圈”的设想中，其中的“一圈”，就是环北部湾经济圈。

    “泛北合作”的意义，尤其体现在对区位要素所具有的时代特征的深入认识之上。东盟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及西南经济圈的三大要素，在广西的相互交汇，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永久举办地的内涵，都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最终带来广西区位要素得以转化为区位优势。

    因此，刘奇葆在阐述“泛北”概念时说，泛北部湾的主体构想，首先是依据地缘经济概念，超越单纯的地理概念，涵盖海上东盟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文莱是东盟中临近北部湾的国家。海洋是中国与这些国家联系的重要通道，具有进一步开展合作的优势和便利。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中国和越南在本地区中经济增速最快。印尼是东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菲律宾、文莱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正加快发展。

    刘奇葆说，中国与这些东盟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具备进一步深化合作与开发的良好基础。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主张更加充分发挥海上通道的作用，加强港口物流合作，加快产业对接与分工，促进相互贸易与投资，大力发展临海工业，联合开发海上资源，加快临海城市发展，形成一批互补互利、相互促进、各具特色的港口群、产业群和城市群。

    导入增长要素，提升区位价值

    区域经济学告诉我们，准确认识区位要素，有助于准确把握增长要素；同样，对增长要素的规律性把握，又进一步推动区位要素转化为区位优势，形成投资与贸易的优势，有力地拓宽和促进关联区域的经济合作。

    地缘经济学则告诉我们，地缘经济区一般是指地区位置邻近或地体毗连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资源互补、经济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地缘经济区是在地缘政治影响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的过程中，由地缘相近的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经济合作与联系的地域组织形式与体系。

    这个观点在刘奇葆进一步阐述“泛北”经济合作的关联意义上，思路相当开阔而具操作性。他提出，将“泛北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分别作为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的“两翼”，同时构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把这一走廊作为中轴架构，起着“脊梁”的作用。

    构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意义，在于促进中国泛珠地区与中南半岛国家陆路通道建设和通道经济发展。中国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东盟有７个国家在中南半岛。建设公路、铁路网络，打通连接中国与中南半岛的陆路主通道，加快建设沿线经济走廊，必将推进本地区的交流与合作。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已通过《泛亚铁路政府间协议》和《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议》。

    其中，南宁到新加坡的铁路和公路，是连接中国泛珠地区与中南半岛最为便捷、综合效益最好的干线通道。南宁到新加坡的铁路，无论是东线还是中线连通，仅有300到500公里需新建；南宁到新加坡公路距离为3900公里，目前高速公路已建成南宁—中越边境友谊关路段。中国与东盟可以通过加快建设和完善南宁—河内—金边—曼谷—吉隆坡—新加坡的铁路和高等级公路，以沿线重点城市和跨境合作为依托，吸引产业、物流、专业市场的集聚，以点带面，发展通道经济，逐步形成贯通中南半岛的南宁至新加坡的经济走廊。

    作为次区域合作的另一翼——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刘奇葆解释，通过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努力为这一合作注入新的活力。这个延伸将促使该次区域合作延伸到中国的环北部湾地区，为湄公河流域国家与中国东部地区开展合作架起了新的桥梁。根据《昆明宣言》，湄公河流域合作的核心任务是减贫。在减贫的过程中需要富裕地区和相对贫困地区形成互动，以产生更多投资和开发机会。因此，通过充分利用现有机制，深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合作，特别是形成横贯中南半岛，连接孟加拉湾和中国的大陆桥。通过大陆桥的连接，扩大中国更多省份同该地区的联系与合作，促使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通过广西更快更方便地进入这一区域开展对外投资、产业合作、农业开发、工程承包等，使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更加紧密和广泛。

    刘奇葆概括说，实施上述战略，将可能形成一个太平洋西岸新兴的经济增长带，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内涵，促进东亚整体合作的深入发展。将有利于区域内资源共享，促进产业转移与合理分工；有利于扩大区域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空间，创造新的、更多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区域内各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互补互利，合力提升本地区的整体竞争力；有利于共同吸纳与更合理地运用国际资本和外部资源，促进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的国际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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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见《关联经济：一种新的财富视角》，杜新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