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广西分社"泛北合作"研究小组 杜 新

    摘要： 区域合作的双面刃；贸易转移的全球趋势；中国－东盟合作中的贸易效应；趋利避害的关联视角；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

    区域合作的双面刃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使世界经济福利最大化，而关税同盟至少在伙伴国之间可取消关税壁垒，在区域内实行自由贸易，使世界经济福利增加。因此，建立关税同盟对经济发展有利。20世纪50年代初加拿大经济学家瓦伊纳提出，关税同盟不一定意味着向自由贸易过渡，因为它在伙伴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外部世界实行保护贸易。这种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相结合的格局会产生两种效果："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

    按瓦伊纳的观点，由于关税同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使国内成本高的产品为伙伴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原来由本国生产，现在从伙伴国进口，于是新贸易被"创造"出来了。本国可以把原来生产高成本产品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得益。同时，关税同盟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对第三国的歧视导致从外部进口减少，转为从伙伴国进口，使贸易方向发生转变，产生"贸易转移"。由于原来从外部世界进口成本低的产品改为从伙伴国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瓦伊纳的结论是，关税同盟的净效应等贸易创造的收益减去贸易转移的损失。若结果为正，那么关税同盟于成员国有利，反之，则不利。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潮流。各国签订各种区域贸易协定本质上是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果带来的经济持续发展效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区域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商品贸易的障碍，而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导致产生贸易创造效应。

    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区域成员国是否能够实现多赢、共同享受到资源优化配置所带来的收益，这要取决于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成员国间贸易壁垒的现状和减让进程、贸易关系的特征、生产成本和贸易结构与第三方市场差异都是影响贸易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各个要素对贸易效应将产生不同影响。虽然贸易的波动会带来成员国利益的增加或损失，但整体来看，贸易创造居于主导。

    事实上，区域经济合作不但不能阻止贸易保护主义，相反，有形与无形的保护主义在衍生着，种种保障措施、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不断增加，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增加和扩大，产品由向一国出口转而向另一国出口的现象十分常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常态，影响到一国的出口和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双面刃"因此形成。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内成员国相互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后，由区域内资源优化配置而带来贸易量的增大和由此导致成员国整体福利的上升，激励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创造冲动及贸易创造效应，但另一方面，保障措施大量与"合法"的被援引，成员国的贸易方向发生了改变，原来向成员国之外国家进口的廉价商品现在转而以更高的价格在成员国内部购买。不仅可能导致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造成了成员国整体福利的下降，而且可能影响着更多国家的利益。

    比如，著名的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就是由于美国限制钢铁进口的措施，使得原来向美国出口的钢铁流向其他国家，引起了贸易转移，而后来钢铁最终流入的国家又根据本国的法律对钢铁采取一系列的提高关税、数量限制等保障措施，致使钢铁出口国遭到极为重大的损失。

    这种势头有增无减。1994年及乌拉圭回合谈判前，不少国家更偏爱采用"灰色区域"性质的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其国内市场，比如借助于双边谈判说服出口国自愿采取限制出口的措施等。而今，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日益严格禁止或限制类似措施，从而，使得保障措施这样一种"合法化"的补救措施脱颖而出。

    自由贸易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经济集团内部经济的发展。但是区域集团化的加剧，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对区域外产品的排斥，从而造成了区域外其他国家产品向第三国转移的情形。值得关注的是，非关税壁垒的日益增多。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在减低关税上所做努力取得的成效和各国之间双边、多边贸易协定的增多，关税不再是主要的贸易壁垒，而又因为国家利益的永恒性和最大性，非关税壁垒就成了各国屡试不爽的限制进口的措施。近几年来，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技术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非关税措施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穷于应付。这些非关税壁垒的应用加剧了贸易转移的出现和存在。

    贸易转移的全球趋势

    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在贸易转移效应中置身度外。

    2004年北约东扩，由原来的15个成员国扩大到25个成员国，扩张后的新欧盟拥有4.5亿人，比美国大了一倍，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欧盟扩大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

    以中国为例。一方面，欧盟老成员可以转向从新成员购买原从中国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新成员实施欧盟"共同贸易政策"，可以抬高对区外贸易门槛,于是阻碍中国产品进入原市场。目前欧盟区域内贸易比重已高达6O%,由于欧盟内部实行零关税,随着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区域内贸易比重进一步上升,同时减少对外部贸易的依赖程度。经济发达的老成员把新成员变成他们的制造业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减少对区域外该产品的进口。由于中国与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贸易结构、产品价格、技术含量水平相近,比较优势相差不大,而且这些国家占有地理位置、文化习俗及语言等方面的优势,欧盟区域内成员国的商品将可能替代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国对欧盟出口的部分商品随之减少。

    事实上，所谓的自由贸易从来就不可能有不设限制的自由。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保护各自的利益为第一要务的，当一国的产品对该国的产业和就业形成威胁时，那么这种限制就会随之而来。

    中国的纺织品屡遭限制，是因为中国产品具有欧美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使得欧美的纺织企业在与我国企业竞争时很难获利。这也表现在诸如家具、打火机、儿童玩具等其他产品上。所以尽管违反WTO的有关规定和贸易自由的精神，这些发达国家也要对中国产品进行限制。

    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是有着双重标准的，一方面，对自己的优势产业主张自由贸易，让大家都打开大门，另一方面，当自己的劣势产业遇到来自他国的挑战时，则强调贸易保护，关上大门。所谓自由贸易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自由可言。

    我们再从美国视角看一看。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转移进口产品的来源地，转向由拉美国家供应美国进口产品，原本是美国达成FTA的根本目的。因为一方面可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可以巩固美国"后院"，符合其整体经济利益。

    但是，美国与大多数拉美国家毕竟属于经济发展层次不同的贸易模式，各国人均GDP差距很大。尽管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拉美国家转移工厂，以降低生产成本，可以成为美国企业的选择，同时却也造成了美国传统工业工作机会的丧失，并且成为美国国内反对NAFTA的把柄，使得推动西半球地区贸易自由化步履艰难。

    趋利避害的关联视角

    发展中国家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比发达国家要晚，但它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成功的。

    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否成功，最基本的标志是贸易创造效应，它表现在区域内部贸易扣除贸易转移效应后的增加值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0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内部贸易额占区域贸易总额的比重一般都小于15％，而欧共体国家的这一指标1990年就已超过了60％。这表明，即使不扣除贸易转移效应，各个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内部贸易增加值也是微不足道的，有的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原因何在？第一，发展中国家普遍收入水平低，国内市场狭小，难以大量吸纳其它成员国的商品。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内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结构性强，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一般成本递增快，合作经济规模小，也无法形成旨在分享规模效益的协议分工。尽管组成经济集团的国家之间一般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不大，但贸易政策、经济政策乃至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差别却很大。这种差别阻碍了经济集团内部贸易和经济政策的协调，往往使区域内部贸易和经济自由化的措施得不到实施或不能按时实施。

    另外，发展中国家经济集团的政策协调还面临以下两个特殊的障碍：其一，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关税是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甚至主要来源，这给区域集团成员国统一关税尤其是降低关税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二，贸易和经济政策的统一往往造成了苦乐不均，需要建立类似欧共体"农业共同基金"的机制给利益受损的成员国以补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财力有限，难以承担这类基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自由贸易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该一体化组织参与者之间，相互取消商品贸易的障碍，而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将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对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工业竞争力也比较接近。出于保护国内市场的目的，中国和东盟国家原本相互贸易的壁垒设置是较高的，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带来的贸易扩张会相当明显，会给中国及东盟国家都带来相当数量的贸易创造效果。

    但是，由于自由贸易区是"区内自由，区外保护"--即仅在区内废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而对于区外的其他国家，各国还保留其自身的进口关税等各种贸易政策。这就可能导致了由区内相互之间的进口，取代来自生产效率高的区外进口，这样一种转移效应会不会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发生？

    中国和东盟同属发展中国家，二者的区域外贸易多是比较优势的互补性贸易。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并没有占各自贸易总额的相当比例，东盟和中国都不是对方主要的市场，也不是对方主要的进口来源国。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是日本、美国、欧盟、韩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东盟的贸易伙伴国也主要是日本、韩国、北美和欧盟。在进口上，都以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为主。这说明中国和东盟与区外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具有刚性，很难被双方贸易替代。因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会产生太大的贸易转移效应。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出口效应--市场扩大效应。比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不仅能给区内各国带来进口量的增加，还会给各国带来更大的出口机会。因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形成了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区域性大市场--这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在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中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利益，引发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

    特别是对于东盟国家来说，这种市场扩大效应更为重要。东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经济腾飞后的产业转移与直接投资。作为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东盟国家以加工贸易为主，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同时，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其自身生产能力不足，市场消费规模也不大，自身不足以支撑自我驱动的经济发展。这就客观决定了东盟对日本资本、技术的进口依赖和对欧美市场的产品出口依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使中国市场成为东盟经济发展的最好空间，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研究分析表明，自由贸易区建成，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130亿美元，增幅高达48%。

    还可以预见，伴随市场扩大效应而来的还有竞争促进效应、投资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大效应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由于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及通过投资的增加，增强了区内生产者对区外同类生产者的竞争能力，这就使各成员国不仅对区内国家的出口增加，而且对整个世界市场的出口都可能增加。

    贸易创造的最终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贸易数额的绝对增长上，更多地或许体现在成员国之间相互贸易的增长是否导致了相互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贸易创造效应在于因其而产生的对各成员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富效力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动态促进效果，而非纯粹的贸易额的增加。（本文未完，全文见《关联经济--一种新的财富视角》）

    （新华网广西频道5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