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西频道3月2日电（记者龙松林、杨越、王立芳）那天，县长唐云舒下乡，和西岭乡大岭山村的村民围坐在一起吃饭，喝到兴头，村民直拍县长的大腿：“县长，前几天我看电视，河南郑州有个桃子的品种，果子漂亮，说是新品种，你看能不能把这个品种弄到恭城来试试。我村现在最着紧的是品种改良。”

    唐云舒当即拿起手机，拨通了县农业局局长的电话。村民们纷纷敬酒感谢县长。三天后，大岭山村村支书邹存亮一行3人踏上了北上郑州之路，千里寻桃。

    采访恭城，听到了许多书记、县长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些地方掀起大上小水泥、小冶炼等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出政绩“短平快”，但当时的县班子认为恭城脱贫的优势在于种果，并没有“跟风”。于是，当届领导班子在恭城历史上第一次举全县之力发动千家万户农民种水果。时任县委书记兰世琦认为：“政绩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绝不能为了出政绩搞短期行为，果树3到5年才挂果，虽说本届党委、政府拿不到一分钱财税，也沾不到几年后果农脱贫的‘政绩’，但我们觉得对得起农民。”

    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厅长的张明沛，曾于1993-1996年任职恭城县委书记。他离任后，江贝村村民龙基明专门在家里装了一部电话，经常给他打电话，一年还大老远两次上南宁来看他，给他带来自家种的水果。龙基明说了一个张明沛顶着压力调田种果的故事：“1993年，明沛书记上任第三天就到我家听建议，后来我总结的两项生态农业技术在全县推广。他叫我调田种果，3年内我家年收入从3000元涨到1万元；当时少数‘大领导’反对调田种果，他特意安排我在自治区领导到我家视察时一五一十算调田种果的增收账，最终说服了‘大领导’同意恭城农民调田。”

    1993年，张明沛上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水果卖不出去。当时全县水果种植面积10万亩，一时间“水果种多了”的言论此起彼伏。时值恭城生态农业发展的关健阶段。张明沛深入农户，并到广东考察市场，得出结论：水果不是种多了，而是种少了。卖不出去是因为质量差，品种单一。而当年全县沼气入户率已达60、70%，但沼气池里的料不够。在此基础上，张明沛提出“三位一体”生态农业，93年大抓养殖业，1994年成效显现，该县当年养猪46万头，出栏28万头，名列广西第一；有了充分的有机肥，水果品质也得到了改善，卖价比上一年提升一倍以上。

    “提出‘三位一体’，有人认为是形式主义；有人认为抓生态，难见成效。当时有压力，现在证明是对的，走的是循环经济之路。”张明沛说，像恭城这样的民族山区，招商引资不太切合实际，而农民调田种果增收效应已经显现。生态是生命，沼气是福气，只要生态良性循环，农民受益，我们哪怕冒点政治风险也要支持。

    因为调田种果而被老干部告状，伍先华可谓是开了先河。1990年，时任代理县长的伍先华接到一个指令：用水田种水果，违反政策，要拔掉。伍先华回忆，当时下村调查，但调查的动机是拔果苗。当时政令已经写好，还没张贴。在平安乡，农民们反响强烈，说：其它村种水果都富了，为什么不让我们种？伍先华说，当时的情形是传统农业效益低，已无法满足农民致富的愿望，而市场上粮食供应过剩，种水果终究能让农民和财政增收。政令最终没有颁布。 实践证明，粮食非但没因减少面积而减产，反而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加大投入等，连年增产。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2003年，县里要一刀切禁伐水源林，但遭到来自一些利益群体的反对。这一提案在2005年县人大通过后才得以实施。现任县委书记蒋洪说，当时时机不成熟：一是农民的思想不通；二是对农户、林业部门的损失要进行补偿，但县里财力不足；三是要帮助林农户转产，发展水果、竹子等种植业，需要时间。如果强行实施，必将引起农民的反感。“禁”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农民增收，并且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因此这一动议一放就是两年。

    建设新农村绝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就。恭城二十年生态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换了多少任书记、县长，从未发生过“前任种果，后任砍树”的事，换班子不换思路，交班子交果园，将政绩写在老百姓的笑脸上。正是有了以民为本、以民富为己任的领导干部，恭城生态农业才得以起步，农民才得以摆脱贫困，走上年年持续增收之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