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充满血泪的讲述

    2004年，赵平在七星公园散步时，认识了五通街上一位70多岁的五保户老人，老人没有大名，大家都叫他“包子”。

    “包子”曾在日军溃逃时被抓夫，途中亲眼目睹几名“慰安妇”被日军强暴和虐待，赵平因此把“包子”的讲述作了记录。

    “‘包子’说，1945年，日军溃逃出桂林，当年只有16岁的他在灵川的潭下附近被日军一支部队抓了夫。在这支只有百多人的日军中，裹胁着4、5名只有15、16岁的女孩。日军白天与国军的追击部队激战，晚上宿营就把几个女孩剥得一丝不挂关在房里，上百日军轮番进房施暴……”

    “挑夫们在房子外，整夜能听见女孩子们的惨叫和哭喊声，心都被撕裂。第二天起床，她们裤子上都是血淋淋的”

    “有个女孩中途逃跑，却被另一支日军抓住送回来，更被变本加厉地折磨。”

    “‘包子’还清楚地记得，有时路途中休息，日军把挑夫和几个女孩关在一起，‘包子’看到，那些女孩坐过的地方，都留下一滩血迹……”

    这队日军走到全州被消灭了不少，“包子”趁乱逃跑了。他告诉赵平，“那些女孩子是逃不走了的，身体都不行了，跑不动了”。

    据赵平说，这位叫“包子”的老人，2005年去世了。

    记者去了五通街，想找到认识“包子”的人，再深入了解一下。街道干部都想不起有这个老人，便带我们去找别的老人问问，没想到，我们找到一个86岁的龙木林老人，他有着和“包子”一样的经历，他目睹的事情，也同样充满血与恨。

    1944年11月，只有20来岁的龙木林逃出城两个星期后回到桂林，在穿山附近被汉奸抓了，押到木龙洞附近审了一天，放出来跑到大圩，又被日本人抓去当了挑夫。

    “那队伍里，日本人少，汉奸多，带了很多挑夫，中间有3、4个年轻妹仔，在大圩，一个长得丑的妹仔被丢下，几个长得好看点的被带着走。”

    “白天看到那些妹仔，个个眼睛红红的、肿肿的，耳朵背、颈子都挨抓伤……”

    龙木林被日军押着，从大圩过了雁山，过永福苏桥，到了柳州鹿寨，在一个叫桥头村的地方，龙木林发了高烧，日本兵在过一个木桥时，把他一脚踹了下去……

    但他大难不死，逃回了桂林。

    龙木林记得，“在现在良丰的地方，日本鬼进村抓了一个15、6岁妹仔带走了；在苏桥，又闯进一个村抢东西，出来又抓了一个小妹仔……”

    “日本人白天走路，晚上就把那几个妹仔关进房里，让她们捶背按脚，然后就轮番强奸，日本兵、汉奸轮着上。我们在外面都听得到哭喊，好凄凉的……”

    赵平说，日军在桂林期间，犯下两桩惨无人道的罪行，一是“毒气清乡”，一是抓本地妇女去做“性奴”。记者注意到，赵平使用了“性奴”的字眼，他解释，民间老百姓所目睹的历史，说明这些被抓随军的妇女，所遭受的迫害比慰安妇更甚，她们实际上就是被日军强迫做了“性奴”。

    记者在《一场奴隶社会性质特征的侵略战争》一书中看到这样一段描述，“一位桂林的16岁少女被抓进日军据点后，被捆住胳膊和腿，日军官兵既轮奸、又毒打，打断她的一条腿，被日夜轮奸了整整三个月，后来因奸后昏死达九天。日军见她已活不成，就扔到炮台后面的沟里。可是日军却还要她父亲交500块大洋的领尸费才许把尸体领走，其父总算设法交了大洋领回了尸体，并发现她还有气，经父母精心照顾料理，终于活了下来，但腿已断，身体已垮，落下了各种难以根治的妇科病。”

    “这些不在慰安所而在日军据点碉堡驻地的慰安妇，大部分都被奸得不能奸了，就予以残杀奸杀。”

　　记者手记：

    采访到这里，记者想起电话采访苏智良教授听他说的一句话，“真是撕心裂肺、血泪交加。太沉重了，尽管出了好几本有关慰安所、慰安妇的书，但我没有成就感。”

    我们做这次采访，自始至终感觉太沉重。

    苏智良说，他第一次知道上海有慰安所，是一个日本教授告诉他的，他当时就很受刺激，也很自责，“我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不知道这段历史”。从此，他在自责中关注起慰安妇，13年，他走遍全国寻找活着的慰安妇，但至今，仅找到46名。

    中国妇女有着特殊的贞操观念，这造成了长期以来收集和考证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史实的困难，以至于地方志上，关于这部分历史的记载几乎没有。

    但是，抗战时期，桂林遭受了日军深重地蹂躏，超过一万名被俘中国军人下落不明，大量地方妇女和青壮劳力被日军强行带走，同样很多人最后也下落不明。

    新华社发布的这条关于日本政府承认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消息，能提醒我们什么？

    桂林，还有活着的慰安妇吗？

    这段历史，或许会揭开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是，它绝对不该湮灭。（记者 黄月波 郑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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