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濒海新区。

    争夺利益何在

    地方“申新”的热情缘于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示范作用，毕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经济模式改革的助推效应极大，对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实质是对经济“特权”的争夺。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这里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则创历史规模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说，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受政治、资源、环境、社会矛盾等多种条件约束的新时期，这就要求我们探讨新的发展路径、新的增长模式、新的改革模式以及新型的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正是为了在新的条件下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展开试验探索。

    尽管目前对于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否设立、何时设立还是没有眉目的事情，但是，各地争相抬高设立“新特区”的呼声，一方面是大张旗鼓为区域发展造势，另一方面，更是看到了其巨大的政策含金量。许多专家都认为，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的经验表明，一旦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将有很多优惠。

    赵凌云认为，这种新时期下的探索的政策含金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政策方面，试验区将拥有更大的金融制度改革的自主权，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推动形成区域金融中心。

    二是土地方面，地方政府将拥有新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在实现区域整体规划、连片开发方面，将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从而实现自己的“大手笔”。

    三是拥有一些配套的财政与税收政策，例如设立保税区，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保持城市竞争力，同时还可得到税收、银行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中央财政在一定时期内对试验区还会予以专项补助，例如中央财政对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5年内每年给予10亿元专项补助。

    四是实现“大通关”，突破城市发展的局限，为整个区域发展提供融合的动力。滨海新区就承载着“一圈（环渤海）一线（陇海线）”融合发展的强大区域带动功能。

    此外，政府架构上的一些改变也可以在新区展开。比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构设置不必完全和中央的机构设置相对接，试点地区可以减少行政层级的设置，简化审批程序等。另外，试验区的存在也使中央各部门的改革积极性有了施展的空间。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不仅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已经挂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在浦东实行跨国公司外汇管理方式9条试点措施，而且人事部在浦东实行了公务员聘任制，监察部在浦东也实行了电子行政效能监察的试点。

    赵凌云说，综合这些优惠政策，其最大的吸引力是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谁将主导新经济版图

    基于改革释放出的信号，学界对“试验区”的看法掺杂着复杂的感情。以市场经济是由资源在市场中自动实现优化配置的经济为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它的理想状态源于自下而上的内生活力，而非主观推动，一些专家在解剖区域经济利益争夺的同时，探究各地申报“新区”背后隐藏的政治潜台词。

    赵凌云认为，地方争夺新区试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仍处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资源配置权限主要掌握在中央手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配置过程。另一方面，各地用改革促进发展、用改革谋划发展的积极性，也释放出自下而上发出的改革声音。一种转变是从过去单纯地从中央要政策、要项目到向中央要整体的发展环境，希望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放松管制，营造一些宽松的综合环境，更多地发挥地方自主性。这也透露了地方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后的一种政策需要。

    他同意，在我国市场经济远未完善的今天，推进试验区式的市场探索是有效率的选择，现阶段区域发展只能由点到面，过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来，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还得把“石头”搬开，但节奏不能一刀切，得先在小范围试验中摸索经验。

    不过，赵凌云认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自主权是相当大的，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利益偏差，所以设试验新区要十分谨慎，是要以谋划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布局为战略考虑的，不可分布过多，也不可设置过快。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国华则从另一个层面透视了地方对“试验区”的争夺。他说，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离不开科学的宏观调控，但宏观调控不能喧宾夺主。在深圳特区试验近30年，我们已然确定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的时候，还用行政赋予小区域以经济特权，不符合市场经济中的普惠制原则，甚至可能加剧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江国华认为，优惠政策会给小区域带来一定的效益，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统一规划。我国已进入后WTO时代，新区、特区、开发区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弱，资本也越来越理性，不是挖个池子就能流进水来。目前，我国四大区域经济板块的战略部署框架已经确定，各地应着眼于将现有的区域发展政策用好用活。不少“申新”的地方本身就有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没有必要在大圈圈里又划诸多小圈圈。

    更多的专家都认为，政策的支持有多种方式，国家对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的政策支持，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和有帮助的，但更大的支持还在于激发中西部地区内生的发展动力，内在的动力和外在的动力相结合，才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谋划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新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