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沈翀 皮曙初

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浦东新区。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提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与此同时，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成为了今春“两会”的一个热点。

    来自湖北的38名全国政协委员和42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递交提案和议案，吁请国家在武汉设立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中部地区体制机制创新积累经验；湖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建议，将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担当引领中部崛起的重任；来自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给大会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国家支持沈阳沈西工业走廊开发建设的建议”，核心内容是请国家批准这一区域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自海南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则干脆吁请国务院将海南列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此前，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通过不同方式运作，希望成为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四大区域板块同时发力对“试验区”的争夺，其中的悬疑来自结果的判断，也来自“争夺”动作背后隐藏的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

    “试验区”战略价值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许多专家看来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但是，与老特区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建立，因而，完善这种经济模式又需新的试验探索。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使命。尤其滨海新区的设置，着眼点在于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出发，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鉴于对此的认识，目前高调加入争夺战的省份大多以带动区域发展的姿态表述理由：

    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认为，武汉在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承接梯度转移的枢纽作用，在武汉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极大增强体制优势，为湖北真正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制度保证。

    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在向当地媒体陈述湖南“争特”理由时说，在长、株、潭三市进行综合配套试验，有利于打破区域体制机制性障碍，对中部地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示范作用。

    来自沈阳的人大代表则认为，开发建设沈阳沈西工业走廊，是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进而建成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的标志性骨干工程。

    沿海地区的“申新”则更强调自身的区位优势。海南的政协委员则在提案中称，随着新一轮改革进程的推进，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焕发经济特区的体制优势。提案认为，海南作为的岛屿省份，既具有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又是位于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主要通道，是中国通往其他大洲与国家的重要出海口，其地理位置和区域优势明显。

    广州则认为，在全国开发区原有优惠政策开始逐步淡化的形势下，加大体制改革创新力度推动发展，成为当前面临的必然选择。第三个新区如果能落户广州则是一个好契机。

    同处岭南的广西也将目光聚集到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面向东盟的门户，广西希望在中国与东盟“10+1”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推出北部湾地区作为祖国南陲的改革试点。